先秦中庸源流考

“中庸”，是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是儒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该词始见于《论语》，但其思想渊源甚为久远。中庸的前身称为“执中”，执中原则可上溯至“禅让制”时代，是从传说中的尧舜直到禹汤文武周公治国安民的指导方针。孔子首创“中庸”，把执中原则提升至哲学范畴。孔子身后，儒分为八，中庸学理又经子思、孟子、苟子相率发展，迄于战国末年已蔚然大观，从而结束了中庸思想哲理化的历史进程。秦汉以降，历代儒者虽多事阐发，然终不出托古致用、借题发挥之圈子，中庸的本质含义未见改变。是故，探究中庸思想应以先秦为大端，…     

再论“中庸”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德道,该是最高的了。孔子在其晚年的自我总结中,也把中庸作为最高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力(《为政》)“不逾矩”就是“允执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孔子的“时中”思想。由此看来,说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当为不谬。     

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

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含有"中正"、"时中"、"用中"等内涵。孔子不仅以中庸思想作为"为人"与"为政"的原则,同时也以中庸来提升精神境界。"孔颜之乐"从实现原理来看是一种"自得之乐",其发生于德性的不断实现过程中。因为中庸是德性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所以发挥中庸精神是获得"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庸思想为世人培养人生"乐趣"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孔子“中庸”辨正

<正> 孔子的中庸思想非常丰富深刻,它始终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然而,集孔子思想之大成的《论语》对“中庸”只是提到过一次:“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虽然给“中庸”以很高的评价,却没有对“中庸”的实际意义作过具体解释。因而,历代为“中庸”正名者不乏其人,但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其要点包括中庸与中和、以体用释“中”、以“平常”释“庸”、“中”与“庸”、“大本”与“达道”、中与正、中与权、中与折衷、中与知行、致中和等。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中庸”本义

“中庸”是孔子的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而受批判。在学习过程中,笔者不断发现,这种认识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很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在理论界,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首先提出的。尽管孔子本人曾明确指出尧舜为“执中”“用中”的先师,但多不被人所重视,有的同志更把他看成是孔子的“伪托”,如见(《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第14页。根据对现有资料的考察,我认为,认定中庸思想源于孔子是没有根据的。孔子关于尧舜执中用中的论述,即使不合历史事实,也决非凭空杜撰。主要论据有以下四点:     

《中庸》作者献疑

作者认为,《中庸》作于汉代,因此作者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子思。除了继续前辈学者的工作,从《中庸》的一些提法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确定其写作年代外,作者还着重孟子、荀子与子思的关系。他指出,孟子师事子思,荀子批评子思,但二人都未提《中庸》,也未褒扬或批评《中庸》内容。《孟子》与《中庸》都谈到“中”、“诚”、“仁者人也”,但据其思想内容看,是《中庸》抄袭并发展《孟子》而不是相反。作者还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作《中庸》”一语,不是司马迁所说,而是后人所增窜。     

儒释会通 北宋高僧智圆的中庸思想

正一、"儒释言异而理贯"智圆(976-1022)是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的杰出代表人物。其自幼喜好儒学,对中庸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和感悟,因而自号"中庸子",又称潜夫。智圆一生著述颇丰,尤以《闲居编》影响最大。其在《闲居编》的《中庸子传》中,对儒家的中庸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把儒家的中庸和佛教的中道进行了比较融通,此思想影响较大。     

郑玄《中庸注》中的“孔子之德”

郑玄的《中庸注》具有明显的文本整体意识,具有与朱熹《中庸章句》不同的分章结构,并对《中庸》主旨有独到理解。郑玄认为《中庸》的主旨是彰显“孔子之德”,孔子作为一个有德无位的圣人,承担着作经、制法的天赋使命。“孔子之德”包含三层含义,即“君德”“隐德”“前知之德”,合而言之,就是郑玄所理解的“孔子之中庸”。依据《中庸注》的理解,“孔子之德”主要凸显于《中庸》末章,但在全篇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对照的关系。     

孔子与隐逸思想——以《论语·微子》为中心的考察

《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对隐者以及隐者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有赞美与欣赏,也有批判与规劝,显现出二者微妙而富有意味的关系。孔子“命”、“仁”的思想在为儒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同时,一定意义上也为隐逸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命”的限定性为隐逸提供了外在理由;“仁”的自觉自足性则为之提供了内在依据。归根究底,“仁”的内向性落实与外向性诉求之间的张力促成了孔子与隐者之间的思想互动,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但同时也可以看作他们对“道”与“世”的双重许诺与承担。     

《五行》、《中庸》差异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五行》、《中庸》皆为子思所作。对于《中庸》,司马迁明确指出：“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的这种看法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如东汉郑玄说：“名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假作之。”     

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调和的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斗争被当作绝对的善,调和被看成是绝对的恶,谁若是提一下调和,谁就是反对革命,就是投降主义,从此调和成了人们不敢触及的“禁区”。调和果真如此之恶吗?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哲学笔记》第408页)我们认为调和是矛盾同一性或统一性的一种形式,同一性对于事物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调和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也应有它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明确地加以肯定。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晏子春秋》中晏子形象琐谈

晏子及《晏子春秋》古来多有评说。虽然臧否不一,爱恶有异,但总起来是誉多毁少,多所肯定。孔子与晏子并非志同道合,交相毁亦交相誉。孔子曾数赞晏子是“达于礼”、“合于义”的“君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并表示“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见《论语》及《孔子家语》)。司马迁则大动感情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其后论者蜂起,或以儒者赞之,或以墨者称之,或谓非儒非     

《中庸》成书辨正

一、旧说献疑关于《中庸》成书问题的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乃孔子之孙子思所作浪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以史记·孔子世家》）以后，郑玄、《孔丛子》、沈约、孔颖达、李翱、二程、未熹等皆述之。唐代以前，概无异议。这种观点为太史公所载，故其权威性和说服力不言而喻，但无法解决另外两种观点所提出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庸》晚出，非子思所作。首先提出疑问的，是来人欧阳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     

论中庸的发展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正> 中庸思想萌发于三代,中庸之名首出于孔子,春秋而下其学理几经发展,迄于秦汉已蔚然大观。在中国认识史上,中庸常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其更迭既展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升华的一个侧面,又体现了华族理性精神的发展,也往往是儒学的精华所在。虽然近现代对其毁多于誉,但当代社会实践却表明中庸思想的价值     

自然人向“人”的转化——论孔子的修己之道

<正> 孔子的学说是关于修己和安民的人道学说。而修己为安民之本。在一定意义上说,修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本文着重论述孔子修己之道中几个重要问题。一、修己的核心是求仁孔子以仁为人立极,“仁者,人也。”(《中庸》引)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所以为人者。孔子对人的界定反映了他对人和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初生的人只是一个自然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齐东野人”正解

《孟子》一书中有“齐东野人”一语,宋代以来,不少学者把“齐东”解为齐国以东,把“野人”解为无知的野蛮人。如朱熹《四书章句·孟子集注》说:“齐东,齐国之东鄙也”。王献唐先生《山东古国考》说:“孟子说的‘齐东野人之语’大抵是指的莱国和他以东地带”,处在“氏族部落残余状态”的“化外区域”的人民。也有学者把“野人”说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