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

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论陈荣捷与余英时的朱熹“道统”诠释之异

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域探究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的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从"理学家"身份阐扬朱熹"道统"的哲学价值。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审视朱熹"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从"士大夫"的身份呈现朱熹"道统"的政治旨趣。他们对朱熹"道统"的诠释,既追溯哲学内蕴又体现史学关怀,既呈现差异又彰显互补,是探究朱熹"道统"意义的不同尝试与努力。     

“谈圣学者莫不曰”——“颜子没而圣学亡”的思想效应

"颜子没而圣学亡"是王阳明在道统论上的一句石破天惊之语。此语以其蕴藏的丰富内涵,形成了巨大的思想效应。陆象山关于颜子的类似论述与阳明此言一起,在中晚明被视为共同讨论的对象,但二者的实质其实有所不同;而湛甘泉作为接受者,对此语的理解却与阳明弟子王龙溪大相径庭;规模庞大的反阳明学者从道统序列和学说内容两个方面批判了阳明此语。阳明后学对于此语的轻忽,表明他们不再需要通过诉诸道统于颜子这种较为激烈的方式来争取正统了。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追寻中华道统思想的历史轨迹——读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蔡方鹿教授的《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版 )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 ,无疑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本人才识浅陋 ,对于被牟宗三称为“中国文化生命”的所谓“道统”问题本来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里不揣冒昧 ,简单谈谈拜读后的一点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 ,首先对于道统问题加以关注的是唐代的韩愈。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因由《孟子》卒章所启发 ,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第 2 85页 )。其实 ,“道统论”的提出是一回事 ,而“道统”的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中华…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道统论色彩

继承自家文化的道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普遍的心理历程,陈撄宁创立仙学与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一种“经学忧患意识”形态之道统论的体现。在道教人才极其缺乏的近现代史上,其“提倡仙学,舍我其谁”的豪迈气魄和以道为本、仙道救国的思想体现了他作为近现代史上道家文化大师勇于担当的主体自觉之道统论色彩,代表了道家文化现代重构的宏大声音。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初探

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初探成红孙中山先生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其政治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吸收,也有结合自身革命实践的独创。这与孙中山先生主动顺应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及时...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明儒学案》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明儒学案》与其所属学术传统割裂开来。《明儒学案》并没有超出传统上"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史观,它是以总结明代儒学为途径、以表彰刘宗周之学为目标的道统论著作。刘宗周建立了一种从整体上超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哲学立场,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达的道统史观,把存在诸多差异的明儒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其话语特色是:既按各家思想自身的逻辑突出其特质,又使各家思想以参证、彰显刘宗周之学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体系之中。     

孟子诗学思想二题再辨

"以意逆志"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孟子诗学的两大核心命题,随着历史与学术的演进而不断受到后世学者的阐释与再阐释。然而与后世的发明有所不同,《孟子》语境中的"以意逆志",是为针对《诗经》教学传承而发,"文""辞""志"的评价层次条理清晰,"意"指读者阅读理解之动态过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章说明了《春秋》类同于《诗经》的"文""辞""志"三层次,在此基础上强调"孔子作春秋"接续道统的重大文化意义。"迹熄"是对时代陵夷大势的形容,不可遽指为某一断限。此二题共同构成了孟子诗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回归原典,既要突破现代学科界限,亦需自觉明辨探求本义与理论新创之间的分野,唯此方能正本清源,接近先贤本相。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西田几多郎与海德格尔相遇的场所

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的"场所"思想早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而京都学派的其他著名人物如和辻哲郎、九鬼周造或田边元,都与海德格尔思想有所遭遇与碰撞。选取西田来与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比较,乃因其"场所"思想的内在理据,以及其"自觉"思想的概念含义,均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主张有着相通与比较之可能。西田场所论的核心,即场所自觉的思想,可与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进行比较,海德格尔的作为"世界内存在"的此在之自我解释与西田"以超越自我者作为自我"的自觉构造之间存在着类似性,而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历史自觉与西田哲学中的场所自觉之间也构成了一种互激与互补之关系。     

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学界意见不一，论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韩愈道统思想是受佛教启发还是源自《孟子》的争论上。结合考察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韩愈道统思想的特征，可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不论是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的动机，还是韩愈道统思想的具体内...     

宋代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借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欲解决孔子和孟子之间是如何实现思想传承而作的思想努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确立,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道统系谱。南宋后期,这一道统系谱得到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子思因此得到封公和配享,其父伯鱼也得以入祀孔庙,而子思后来更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祠庙。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1911年后美国传教士对孙中山之态度

辛亥革命成功之初,美国在华传教士因这场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之基督徒身份而对其大加推崇,甚至将其视为君士坦丁大帝,期冀借其影响力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耶稣基督.更有传教士预测,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共和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宗教国家.然而,1913年3月之后,随着几起重大政治事件的相继发生,尤其是孙中山决意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后,美国在华传教士发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太过激进,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其不顾大局发动之讨袁内战,不仅因动乱再起而危及基督福音之在华传播,而且有悖基督宗教之核心精神.故此,孙中山被传教士们视为中国和平的潜在破坏者、“不名誉”的人,其所作所为更被认为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构成严重威胁,最终,美国传教士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