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兼与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之比较

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易传》"利者,义之和"以及《周易》中的"君子""小人"可以互相转化为依据,不仅将其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而且对义与利的相互联系、不可分离作了深入阐释,较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更为深入,并为后世清儒所接受,为刘宝楠《论语正义》所吸取,而成为一家...     

探析《论语》“直躬”故事所体现的东亚正义观念

<正>在儒学中,凡是有志于圣学的君子都把“义”看做重中之重,强调必须懂得什么是“义”,并教诲我们若在“生”与“义”中选其一,必须舍生取义。《论语》所记录的孔子直接谈及“义”的内容充分展示了东亚正义的特征。~①其中叶公和孔子共同探讨的“直躬故事”展现了儒学中规定的正义为何具有那样的特征。叶公举了儿子告发偷羊的父亲的事例道破了正直的概念。(《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他认为因为亲情而为违法的父亲隐瞒是助长违法的行为。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表述的是孔子与音乐交集的一个历史事件,历代学者围绕此章释义进行了多层面的思想对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认为孔子借闻《韶》忘味表达对天下无道的悲痛,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意识;程颐、朱熹等通过对孔子与《韶》乐关系的分析呈现了理学家所向往的圣人境界;而现代学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认为该章传达着儒家的艺术精神。本文通过对《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揭示孔子"在齐闻《韶》"事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的不同思想意蕴,最后落脚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借以深化对儒家与音乐关系的理解,领略经典在塑造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影响与现代意义。     

孔子“君子学”的三种境界——《论语》首章集译

学界对于《论语》首章的解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采用"集译"的体例,对有代表性的中、英、日多个译本进行辨析和商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语》首章应视为孔子"君子学"的开篇,体现出君子学习的三种境界:一是学习实践,二是相互切磋,三是求之于己。这就从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和学习态度入手,揭开了孔子"君子学"的恢宏篇章。就此而言,《论语》首章开的是"君子学"之宗,明的是"学习三境界"之义。     

关于《论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论语》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历史文献。《论语》内部的逻辑主线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原编《论语》从编纂形式来说,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主线,因此,《论语》有重新编纂的必要。对《论语》首篇首章应该予以重视并正确诠释。根据《论语》的内在逻辑来看,"学而时习之"之"学",就是指"修己"阶段的"学",即少年时期的"发蒙之学",而不能诠释为"学说"之"学"。《论语》中蕴含着若干现代思维与哲学的萌芽,值得认真发掘。当然《论语》作为历史文献,也表现了孔子思想的若干局限性。     

《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

<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9万字。"礼是郑学"之说出自唐孔颖达纂修《礼记正义》,作者将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的发展脉络。针对传统经学史研究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过于依赖外源性记载,本书则尝试从具体经说出发,努力推求古人经说背后的思维过程,免去了传统研究中的"隔靴搔痒"之弊,从而对汉唐经学特别是郑玄经学,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郑玄礼学解析",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注写本,通过《论语》来讨论郑玄经学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通过三《礼》贯穿群经的庞大体系。第二章"郑玄与他的师友"择取了马融、卢植、     

“正义”之下的契约

晚明汉语西学文本《修身西学》的第十卷第四章《论义德功务》脱胎于17世纪耶稣会神学家莱修斯的《论正义》一书。中西融合之后的义德,一方面体现在契约双方应遵守自愿、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肯定并保障契约双方的合宜之利。而"义德"在儒学体系中,除道义之外,常被用于警惕和对抗"利"的存在。在晚明民间契约已形成常例的状况下,未见儒学之"义"对契约进行系统规范的阐释。儒学在以道德指导经济活动这一现实层面的缺席,为西方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同时,西方伦理学中的"正义"东渐也更新了儒学之"义"。     

直以成人——《论语》中“直”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的"直",承继早期传统的一般内涵,又在仁学精神结构下获得新义,呈现出三重意蕴。直性为真,内外一如,是仁者的基本品德;直行好义,合理合情,趋向仁智统一;直道尚正,有立有恒,肯定并超越直性,仁道为归。从成就德性到伦理实践,以至普遍意义上的人格塑造,"直"是成己与成人的当然之义。     

直以成人——《论语》中“直”的三重意蕴CSSCI

《论语》中的"直",承继早期传统的一般内涵,又在仁学精神结构下获得新义,呈现出三重意蕴。直性为真,内外一如,是仁者的基本品德;直行好义,合理合情,趋向仁智统一;直道尚正,有立有恒,肯定并超越直性,仁道为归。从成就德性到伦理实践,以至普遍意义上的人格塑造,"直"是成己与成人的当然之义。     

“好勇过义”试释——兼论《论语》中的“勇”及其限度

历代注家关于《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一章的解读可谓异见纷呈。就文本本身予以探析,本章当为"感叹—反应—批评"的逻辑结构;对《论语》的义理系统进行分析,可知孔子论"勇"有"积极的勇"与"消极的勇"的分疏;对"勇"进行思想史的追本溯源,不难发现,在孔子之前可能存在过"尚义"的时代,其时以"义"规"勇"的思想资源比较丰富。据此可断定,"好勇过我"之"我"当为"义"字之误,孔子在本章的表达只可能是以"义"规"勇",而非以"我"规"勇"。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或“心理”等词语在汉语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反映了中国人关于“心理”的认识。中文的“心”往往不是指一种身体器官而是指人的思想、意念、情感、性情等,故“心理学”这三个汉字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学科都摆脱不了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心理学亦曾受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和大众常识等方面的影响。近年中国学者对心理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心理”和“心理学”的理解或许有助于心理学的整合,并与其他国家的心理学一道发展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

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再现”方式不断重复的同一性活动,它把瞬间的判断加以凝固,做出“必然性”的结论,并同时排斥精神的其他可能性。“外部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精神传统的暴力,它认为“再现”最终会导致一种陌生事物之间关系的差异活动,这种关系遵循一种“横向的逻辑”。“横向的逻辑”放弃关于事物“起源”的假设,也就是不假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一点”和“其他点”比照具有特权地位。事物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是无数个彼此毫无关系“点”的陌生合作关系促成的,而这样的合作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横向的逻辑”中,用很多“出发点”或者“精神的拐点”代替独一无二的“起源”。     

“淑女之争”与“君子协议”:回眸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战争"。以Anna Freud和Melanie Klein各自为首的精神分析师团体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一系列主题展开激烈争论,即历史上著名的"Freud-Klein论战"。这场"论战"就精神分析培训问题达成协议,并直接导致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独立学派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时局。"论战"促使了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