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中西思想比较刍议

所谓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文化是向前进取的,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的;西方文化是科学型的,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等等说法,是就宋元明清时的中国同近代西方相较而言的。把封建时代的中国同中世纪的欧洲加以对比,二者文化则大体相同。中国儒家重伦理道德,基督教亦重伦理道德,道德戒条有许多相通之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封建社会大半时间亦是神学或宗教思想体系占主导地位,即使宋明理学也具有宗教气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基督教神学崇奉信仰,贬抑理性,儒学虽尊重理性,但对其基本理论亦采取信仰主义态度,中西区别在于西方注重抽象的逻辑推论,中国儒学注重体验了悟,二者互有优劣。与中国封建文化大体相同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后,才具有近代民主与科学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批判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都不足取。     

论儒家哲学的超越精神

作为一种特定人类共同体悠久而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应包括构成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群体深层心理结构和信仰、价值体系,以此而观,儒学与宗教无疑具有同样的功用.在历史上,儒学之于中华民族,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民族、犹太教之于以色列民族、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民族一样,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因此,无论在西方抑或在中国,都有人称儒学为“儒教”.尽管儒学缺少宗教应有的组织形式、教义形式、传播形式和人格化的至上神崇拜形式,都不影响它与世界上几大宗教体系一起享有并驾齐驱的人类文化地位.     

梁漱溟的宗教社会思想

梁漱溟一生竭力复兴中国文化的合理价值,努力重构儒学体系向现代形态转变,他以一种宗教式的超越气度,带着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思考整个人类的关怀和中国社会的危机,试图重建新的价值体系与意义世界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其宗教社会思想是他对中国以及整个人类未来命运思考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没有系统宗教,儒学非宗教,但她发挥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稳定运转.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西方汉学家眼中的孔子和礼文化

"克服历史偏见"是新汉学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早期汉学中,人们对孔子及中国礼文化尚存误解,把儒学与宗教崇拜混为一谈,"礼仪之争"反映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自赫伯特·芬格莱特开始,本杰明·史华兹、葛瑞汉、安乐哲等汉学家,抛开意识形态,对孔子及中国礼仪展开了学术性、知识性的探索,拓展了西方了解中国文化、正确看待儒学的窗口和视角。通过西方汉学家的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便于进一步了解孔子及礼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梁漱溟与唯识学

正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在儒学与佛学之间的互动融通中发展起来的,无论其为人处事还是著述治学都有融儒学与佛学于一体的理论尝试,在深层义理上呈现出超越形式层面的真正会通。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遭遇了被视为代表人类文明最高程度的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的梁漱溟也不能回避东西方文化间的对话问题,不得已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进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邹昌林儒学与宗教的关系，至今聚讼未果。其关键原因是，利用现行的成型理论，尚无法给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一个正确的定位。无论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高度尊敬而把中国宗教定位为世界宗教的“第三大河系”─—“哲人宗教”，还是就中国文化本身源头的有关...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逼近与我们的文化策略选择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又有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而西方文化,又存在着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和与后工业文明相关联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至关重要。为了推进这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本刊从本期起,开辟“传统与现代”专栏,拟就以下问题开展讨论:传统与现代性的涵义及关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抗击理性的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等。下面发表的付文忠和周月琴的文章,前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维背景、社会原因,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区别和联系等等;后者则结合韩国儒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向,发表了对儒学现代意义的看法。我们欢迎大家参加讨论,踊跃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