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的推类逻辑

易学中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在易学和逻辑学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关系到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逻辑史的再认识的重要问题。易学中的逻辑是推类逻辑,本文给出了理由,同时以现代逻辑的方法给出了易学推类逻辑的形式系统,并作了讨论。指出易学逻辑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以汉字表述的特有逻辑形式,建立了中国古代的普遍语言,形成了自我满足的语义系统,其在为人们提供正确的认识方法和为古代科学提供认识工具方面与西方逻辑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属性或"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因此可以由此达彼、由言事而论道的一种推理论说方式。这种方法的特质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其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古代主导的推类"法式",是一个由兽名至祭名、善名、族类名、种类名、法式名的历史的过程,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这种具有普遍适用的逻辑思维方法论意义的"推类"法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思维发展的必然,有其稳定的由"言事"而"言道"的推理结构。其成立的依据是事物类属性、类事理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表明了思维的确定性认识,使之具有了法则的一般规律的意义,使"推类"思维方法的逻辑性越来越明显,推理功能越来越显著。其取法标准既有伦理的标准,也有逻辑的标准,使得先秦逻辑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了伦理化倾向。其思维进程是通过比照事例而分类,进而援类而推。在其大量的实践应用中,"推类"法式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态度上更偏重于精神感受,积淀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它演进过程的梳理,以及对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可以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     

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

近10年来,中国古代的推类理论被普遍认为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不同。关于推类的逻辑本质——推类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究竟是何种推理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推类与类比推理等而视之。不过,伍非百、汪奠基、沈有鼎、刘培育、孙中原等对类同原则的适用范围与推类的逻辑本质做了更为全面与准确的诠释。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推类实践,可以从中揭示出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从而在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认类同原则对于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普遍意义,最终证成推类与类比推理并不等同。     

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及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朱熹易学推理的主导推理方法是"推类",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推类"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按照爻变的数量将此规则分为七种具体情况,其中,"二爻变"与"四爻变"的推类规则是通过"形式化"的"例推"方法而得出的。借助西方传统演绎逻辑方法对朱熹的"例推"方法进行辨析,能够对其有更加明确的理解。朱熹的易学"例推"方法所展现出的"公理意识"与"演绎精神"被运用到其"推策数一法"及理学思想当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对探究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发掘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逻辑史视野下的先秦易学与名辩学

19世纪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比照西方逻辑,仅仅将先秦的名辩学看成是中国逻辑史的主要部分。其间虽有对《周易》的涉及,但也是浅尝辄止。本文从《周易》经、传产生的年代,特别是《周易》经、传所蕴涵的逻辑内容与先秦名辩逻辑的代表人物孔子、惠施、邓析等人的思想对比,说明先秦易学逻辑对名辩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出《周易》的经、传发轫了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类理论,而名辩学尤其是墨家辩学的推类理论则是对自《周易》以来的推类逻辑传统的总结和提高的结论。     

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中国古代的类推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族社会

援类而推的方法 ,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在形成这种思维方法的过程中 ,有一个“类”概念的发展过程 ;它的特质的确立 ,与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并因此具有了它的历史必然性与思维必然性。     

墨家的"类推"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及其学派,在丰富的类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事物间的类同和类异的考察,概括出了推类的称谓,明确了类推重“类比”的逻辑性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全面地阐述了有关推类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使类推成为中国逻辑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但由于墨家的类推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思想交锋,即“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又凸显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性、语用性的色彩。虽然推类也具有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但这是它的“弱势”,它的“强势”是描述、论辩、说服。所以,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相结合,所阐发的逻辑思想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它是带有中国思想、文化、语言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亦是墨家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     

先秦推类方法的模式构造及有效性问题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弘明集》推类思想探析

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汇编,收录了东汉至南朝齐、梁五百余年间阐明佛法的各种护法论集57篇,在其“弘道明教”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其中既有对先秦以来推类方法工作机制及功用性的认识,也有类似于先秦惠施有关推类的界定以及对于“譬”的方法论效用的的认识。不仅于此,在整部《弘明集》中对先秦以来的推类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比比皆是。而在同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中,也能处处看到庄子式的寓言说理的结构式和墨子式的因果性类事理联结词。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间,它们所辑录的东汉至南朝齐、梁的各种护法论以及以寓言譬喻大乘佛法,无一不是在自然选择着传统政治伦理传播活动中的“谈辩–用辩”方法,表达着对先秦以来传统推类思想及方法的传承。对《弘明集》以及《百喻经》的推类思想及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宏观定位研究与微观个案分析互动融贯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扩展更多的文献史料;同时也可以为当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传统逻辑课程的教学讲授,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案例素材。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中国逻辑元研究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opics, goals, valu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logic. It holds that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logic is to reveal its structure, content, rule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 as well as to reveal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ogic. The value of the research is to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the outstanding heritage of Chinese logic. Its method is to annotate original works of Chinese ancient logic with the tools of modern language and logic in order to reveal both the particular nature and the universal qualities of Chinese logic. The method also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ogic.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in Chinese logic has developed considerably; it has also logged many importan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complexity and long-term goals of the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will build on the meri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logic, promote Chinese logic, and increa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logic and foreign logic. Translated by Song Saihua from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5, (2): 56–62     

中国古代逻辑方法论的源头——《周易》逻辑方法论探析

《周易》的卦爻符号系统及其语义说明,已经使用了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在阴阳两爻这种初始语言上的符号系统,有一套自定的格式语言和规则．《周易》中的其他逻辑方法,如关于“象”的方法,关于“辞”的方法,关于“取象比类”的方法,都有其正确、合理的方面,但也都有随意性的缺憾．这些逻辑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源头基础,应当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课题．     

《周易》与类比推理

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观点源自逻辑一元论。本文认为,人类思维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逻辑的多元性。人类对思维形式的认识,还处于初期阶段;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思维形式还会层出不穷。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对思维形式的选择不尽相同。西方人注重演绎,中国人注重类比。《周易》就是一个属于类比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一直规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活动。华夏民族将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决定了"以象尽意"的《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形成。中国人注重体悟自然、追寻智慧的求道精神,是《周易》推理系统得以千年传承的哲学基础。类比推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主要思维方式。     

从中国古代绘画考试想到一氧化氮(NO)的发现--对医学科研思路的认识

通过中国古代绘画考试与最新发现成果一氧化氮(NO)之间内在关系的比较,探讨医学科研思路方法学的意义,比较两者的思维方法和发现过程,绘画考试与发现成果一氧化氮(NO)之间从方法学上观察具有共通之处.科学研究中学术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墨家逻辑推理模式的新解释

墨家是先秦诸多学派之一,墨家逻辑也是中国古代本土逻辑思想的典范之一。墨子及其后学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以名举实,以辞舒意,以说出故＂的墨家逻辑体系,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优秀代表。墨家逻辑的主要推理模式包括：＂辟＂、＂侔＂、＂援＂、＂推＂等。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开启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先河,墨家逻辑思想研究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际逻辑学界对作为非印—欧语言系统的中国逻辑的关注,显示了中国逻辑独立存在的价值。今天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处于现代逻辑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交汇点上,需要我们从逻辑和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用逻辑的一般特性来分析墨家逻辑,依据工具性、形式性和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是解释墨家逻辑的一个新角度。     

中国逻辑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数学(英文)

中国传统数学在中国古代逻辑特别是墨家逻辑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推理体系,即:以"以类合类"为基本方法,以"类"和"分类"为核心成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形式。正是由于这一推理体系,使得中国传统数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逻辑不是阻碍了中国传统数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数学所蕴含的逻辑方法并不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广义论证视域下朱熹论辩逻辑体系的考察

近年来,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丰硕的研究成果中,仍存在“怎样深化”与“如何拓展”等问题。在广义论证视域下对朱熹论辩逻辑体系进行考察,一方面可以打破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的囿限,进一步拓展其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逻辑体系的构建中深化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从广义论证角度看,朱熹的逻辑是“名义界分”“知言穷理”等说理论证规则的集合,基于上述逻辑,朱熹同陆九渊、张栻等人围绕“太极”“仁说”等进行论辩实践,逐步建立起以名、辞理论为基础的“名、辞–辩”的逻辑体系。上述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广义论证角度考察朱熹论辩逻辑体系,对新时期回应如何做“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