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伦理辨析

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是代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代孕反对者认为代孕女性为他人生殖后代,被当作生殖工具,使代孕女性的人格尊严受到贬抑,因此代孕是不道德的。本文基于生殖能力本身具有工具属性的客观事实,从代孕女性和代孕需求方的代孕目的、代孕女性与代孕胎儿的情感异化、代孕女性与代孕婴儿的分离异化三个方面,辨析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含义及其伦理问题,尝试论证代孕女性未被仅仅当作生殖工具。     

代孕的合法化之争及其立法规制研究

代孕,无论在生命伦理学界还是在生命法学界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在代孕应否合法化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应合法化说"与"不应合法化说"两种针锋相对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相应的论据。立足于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对于代孕的定位应取决于伦理对于代孕的定性。而在伦理上,代孕是一种违背人类天性的不合理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禁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孕规制立法来看,代孕应当为立法谨慎规制。当前,我国对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合作生殖的视角对代孕生殖含义的伦理辨析

代孕生殖技术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一直备受争议。代孕生殖的技术概念包括完全代孕和部分代孕两类。基于遗传学联系、情感联系和伤害风险的考量,只有不孕夫妻提供精卵、代孕女性孕育分娩的完全代孕在实践中可行。同时,基于合作生殖的视角,虽然代孕生殖可能引发人们对传统婚姻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种种论争,但是通过完全代孕技术帮助不孕夫妻的代孕女性不是破坏婚姻关系的所谓"第三者",代孕女性"生而不养"的事实亦不应被斥责为不道德。     

完全代孕的伦理正当性研究

完全代孕作为代替他人进行分娩的互助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给予不孕方人文关怀与平等尊重。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建立在双方知情同意基础上进行的合理代孕,其行为主体不论是委托夫妻还是代孕女性都具有其伦理正当性并应给予相关法律的保障;尽管反对代孕者多只是强调代孕所带来的伦理后果与利益纠纷,但更应有效规制合理的代孕行为,规避其伦理风险与利益纠葛,保障"完全代孕"的合法化制度环境,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语境之下重视不孕者生儿育女的需求,从而有效规约完全代孕行为所带来的伦理及其社会问题。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分析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主要表现在对不孕方的最大关爱和尊重,对代孕母亲和精卵捐献者高尚品行的尊重、赞赏,其合法实施也能弥补现行法律缺位导致的实体正义缺失。由于对代孕不良伦理后果和权益纠纷的过度焦虑和夸大,合理的代孕行为被压制和排斥在伦理正当性和合法化之外,既使不孕者正常权益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又使代孕母亲和所生子女的伦理地位和利益在"地下"代孕情境中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和重视生儿育女的伦理语境下,通过妊娠型代孕合法化的政策实践就能很好地解决代孕面临的各种伦理、社会问题。     

伦理型领导、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379名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探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伦理型领导与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显著负相关;组织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不道德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调节了组织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水平越高,组织伦理气氛的中介作用越强。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视角下的代孕探析

近年来代孕现象频频发生,由此代孕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新思潮,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这一独特的视角对代孕问题进行探析,强调同情、关怀的价值,注重从情境、情感和经验分析,并从包容角度去看待代孕现象.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角度对代孕现象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探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代孕伦理规约,旨在合理利用代孕手段,使其能真正为不孕不育者带来生育的希望,避免出现伦理道德和社会的混乱.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机制与理论模型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界定的是组织员工出于维护组织的利益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UPB在组织中难以被识别, 却可能给组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兼具亲组织性和不道德性, UPB的研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 有必要明确UPB的来源与界定; 亦有必要借鉴“不道德行为”的解释路径, 从理性决策和直觉判断两个解释机制对UPB前因研究取得的进展进行理论归纳梳理, 形成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亲领导不道德行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细分研究, 中国本土背景下企业所有制形式对UPB理论模型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 以及角色压力对UPB的影响。     

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影响的伦理探究

代孕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代孕可能破坏夫妻关系,使母子关系复杂化。辨析了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产生的伦理问题,首先,代孕女性不同于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其次,以代孕破坏夫妻关系的潜在、不确定风险为由反对夫精妻卵妊娠型代孕令人难以信服;再次,辨析代孕产生的两个母亲身份看似复杂但分工明确,有利于保障代孕子女的生命与成长利益;最后,提出代孕对家庭关系伤害的最小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家庭文化宽容度。     

商业活动中的环境伦理问题探析

商业或贸易是互通有无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这种交换却有可能对不参与交易的人或自然界造成危害.传统商业伦理研究交易双方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视野下的商业伦理则侧重研究交易双方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现代商业活动中的基本伦理关系是卖方、买方及自然界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商业活动之所以造成许多环境问题,就是因为交易双方出于利己之目的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的结果.     

我国企业运作的伦理盲点

一、关于企业伦理精神企业对企业伦理精神本身的认识,目前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认为企业应该有伦理精神,并且把企业的伦理精神作为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认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正确的伦理观念,没有明确的价值追求和深厚的精神底蕴,即使能一时得势,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样的企业在目前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主要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改制比较成功的企业。第二种虽然也认为企业应该有伦理精神,但并不把这种精神看得很重要。在它们眼里,企业伦理精神不是企业的灵魂而只是企业的一件外衣,企业用它装装门面、改善形象或用作公关…     

认定代孕子女亲权关系的基本准则浅析

代孕虽被禁止,但代孕引发的亲权纠纷时有发生。判断代孕子女亲权关系的焦点问题是应当以什么标准来界定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亲权关系。就该问题,目前四个判断标准,血缘说认为谁是卵子提供者谁是母亲;分娩说认为谁分娩谁是母亲;契约说认定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判断谁是母亲;子女最佳利益说认为应当根据对代孕子女的最佳利益标准来认定亲权关系。以真实案例为背景,辨析判决结果,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和社会环境下,应当以维护子女最佳利益为目标,综合考虑辅助生殖技术的初衷、公序良俗等因素,针对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认定标准。     

从规范代孕角度浅析代孕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中"禁止代孕"入法失败,"规范代孕"被提出,代孕制度立法困难凸显。实践中,"禁止代孕"未取得预期效果,海外代孕和非法代孕增多。无锡"冷冻胚胎案"后,胚胎如何处理促使代孕成为讨论焦点。在社会价值基础发生转变的前提下,基于法理、伦理、法经济学的立法考量分析规范代孕,并从年龄、婚姻、健康等方面对受术夫妻和代孕母亲的主体资格进行规制。在适用范围上允许不孕不育患者申请代孕,达到代孕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融合,形成良性有序的代孕医疗制度。     

经济蕴涵的伦理本义

经济学与伦理学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互相渗透和依存关系。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 ,它不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 ,而且总是在由人的意愿、期望、追求、信仰和道德所组成的合力作用下进行的。人类经济行为内部及与其相联系的主体人格素质本身实际存在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意义。首先 ,伦理关系是经济系统的一种自生关系 ;其次 ,伦理观念是经济秩序的价值特征。不同类型的经济秩序会孕育产生出不同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 ;最后 ,伦理选择也是一种经济规则和经济目的的实现机制。经济的伦理本义的发挥不仅受制于社会伦理的背景影响 ,而且直接受制于具体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现实规约。     

政治伦理的现代视域

一传统政治伦理的致思取向和研究视域 对政治伦理的研究,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关注.由于政治伦理这一问题涉及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因此,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和伦理是对立的,二者互不相容,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认为,政治的内容就是"法"、"术"、"势",道德不仅无用,甚至有害,可以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择手段;在西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和理论"对立论"的典型代表,把他称为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者"、"邪恶的导师",认为他向人们推荐了一种政治上"不道德的实践".[1]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学应该是一门能对政治现象进行充分定量,像数学和逻辑学一样精确说明各种政治关系和规则,从而排除政治中的"价值观念"、"价值喜好"的科学;还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对伦理规范应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允许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采取一切非伦理的手段.     

普罗提诺论幸福兼驳亚里士多德

一方面,普罗提诺继承了古代西方(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幸福伦理的理智至上主义;另一方面,普罗提诺又从两方面批评了亚里士多德:(1)幸福是纯粹理智活动,既不包含快乐也不包含偶性的善;(2)幸福不限于人,动植物也可以是幸福的。普罗提诺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对整个古代西方幸福伦理的批评,并造成了一种新的幸福伦理观念。普罗提诺的幸福伦理是古代西方伦理观念的重要转折,为西方思想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伦理观。     

好人也会做坏事: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

有限道德是指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人们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观的悖离,它导致无意识的道德偏差.有限道德弥补了理性道德模型在不道德行为解释力上的缺陷.该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突和漠视未来.关于有限道德存有4种理论解释:自利性动机、双重自我、道德褪色和框架效应.未来有关道德决策和不道德行为的研究,需要延伸到有限理性与无意识层面.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伦理观

荷马史诗中的伦理是一种英雄伦理。荷马的英雄是在一种宇宙秩序背景和正义背景的前提下展开活动的。这种宇宙秩序同时也是社会秩序。正义是秩序的中心问题。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在其中的职位决定了个人应有的使命与职责。英雄伦理是一种职责伦理 ,同时 ,荷马的英雄突出强调了面对必死命运人无所畏惧的勇气与力量。     

哲学的伦理学是什么？

哲学的伦理学不是由彻悟了的导师的权威而来的路标,不是对以前有关善恶之见解进行学术上的澄清,也不是对道德观念与道德语言使用做出分析.道德哲学总是以伦理体验为前提.道德哲学的前提是,我们的有所感激、有所愤慨;我们对某人的行为方式表示赞叹,对另一种行为方式表示厌恶;我们自己会因给别人带来快乐而感到幸福,我们也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哲学的伦理学的前提是,我们将"好"这个词与一种意义相联系,这个意义不是指"对这人或那人有利",也就是说,不是指"对于什么"好,而是指"本身就好".道德信念从一开始便拥有直接性与绝对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允许任何相对化.道德信念没有商谈的余地,而是标识出了可商谈物的界限.     

组织情境下的不道德行为现象:来自道德推脱理论的解释

为什么企业中的不道德行为会屡屡发生?这是一直以来困扰组织管理实践者和学者们的难题,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与发展机制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心理学视角下的道德推脱理论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释思路。在企业的现实情况中,可以从员工个体和组织领导两方面维度研究各自对应的组织情境因素通过道德推脱机制对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探讨和实证检验组织情境下道德推脱机制的选择偏好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断丰富和加强道德推脱对员工个体以及领导不道德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