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悖论及其消解之道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美诺"知识悖论"的"德性悖论":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道德教育,他一定已经有了德性;如果他没有德性,就根本不会去接受道德教育。如此,则道德教育和学习似乎要么不必要,要么不可能。"德性悖论"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某种挑战:不"欲仁"者如何可能转变为"欲仁","小人"如何可能"立乎其大"?但是"德性悖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道德教养可以在没有明确的道德意向的时候就发生,它可能是出于理性自我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是先天本性的自然流露,或者习焉不察地受到社会影响。伴随着道德经验和反思能力的发展,人才会对道德和自我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发生自我作为道德主体以及道德意向的顿悟。孟荀殊途而同归,可以消解"德性悖论"的挑战。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为了美好生活：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差异与共生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分别以培养好人和好公民为目标,二者在学术传统、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育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然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切断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必须同时推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而不是以一者取代另一者。"替代论"的问题在于未能全面把握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与共生关系。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二者理论基础的转向而导致的道德基础的差异。这一差异使得二者对于德性尤其是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解产生分歧。解决的路径在于证成二者道德基础的同源性,从而使道德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使公民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保障。由此,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将在差异中实现共生,共同引导个体以其理性去批判和反思何谓美好生活以及如何追寻美好生活。     

现代性道德困境及其解决 ——一种可能的康德伦理学路径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社会经历着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但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带来的却是现代性道德困境问题.面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现代正义自由理论主张正当先于德性;而德性伦理学则主张德性先于正当,倡导返回“亚里士多德”.但实践证明二者均未能很好地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一种可能的思路或许在于走近康德,倡导正当与德性的现代融合.     

德性论与规范论比较研究——目的与手段的视角

德性论和规范论是思想史中两种重要的伦理学理论类型,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两条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它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也存在融合.人类生活中既需要德性,又需要规范,化规范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落实到教育层面,道德教育始于规范,成于德性.     

佛教文化与道德自治

佛教文化包孕的核心价值观与以德治国方略都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其主要任务都是实现道德理性,使人的道德修养渐趋完备。佛教文化的普世价值在探讨和解决古代中国社会道德自治的问题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佛教的基本理论。因而,佛教文化在形成道德自治的导向性上比儒家、道家更强,它无疑会对道德自治的形成和践行及以德治国方略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理念变迁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青少年道德状况的巨大变化,青少年道德教育理念也因时而变,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规范性道德教育与德性道德教育的统一;道德教育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道德教育生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的统一.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社会认知取向的道德认同研究

德性是人之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多年来,作为个体认同形成和道德发展的汇聚之处,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引领了广泛的研究.其中社会认知取向作为主流范式,为道德认同的理论和测量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该范式之下,当前的道德认同研究的前沿主要包括道德认同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道德认同的形成与发展、道德认同与环境的关系等议题.展望未来,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在道德认同的个体发展(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理论整合以及生态化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究.     

康德的德性理论

康德的德性论聚焦于人的道德而非一般的理性存在的道德,在理性与经验情感、规范与性情、神性与人性等方面有着系统的论述,对于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完整面貌、澄清多年来的一些误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关于以音乐教育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思想探析

在快乐中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是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目标。在审美通感的基础上,通过道德移情进行理性灵魂的德性活动,是音乐教育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心理机制。“执中”为善、积习成德是音乐教育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基本途径。     

德性与情感秩序——论柏拉图《法义》中的公民教育

《理想国》本身所讨论问题的重点在于知识理念为正义生活奠基,并使道德教育呈现为去情感化倾向,但其提到过的"公民德性"的讨论一直没有再提上日程;在《法义》中,柏拉图系统性地讨论公民教育的目标为道德教育,并对其进行详细定义,其主要原理在于通过使心灵中的情感秩序化,一方面控制情感,另一方面培养与正确信念相和谐的情感,从而产生公民德性.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德性与伦理规范刍议

道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某种道德的普适性,也不表明当今社会毋须对普适伦理的寻求.康德的道德既是德性又是规范性;既是道德主体之自觉,又含有道德本体之意味,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西方社会因历来政治、法律重于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之不同,是以内在规范和道德自觉之统一为其特征.传统的规范性道德理论,面临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道德无序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德性伦理的复兴,并不排斥伦理规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规范,使德性和规范在更高的层面得到内在统一.     

论道德践行中的几个难题

即便一个人已经具备某种德性,这种德性也未必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实际的道德活动即道德践行.因为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存在着由一些难题所造成的困难.这些难题主要包括:"社会公正难题"、"道德权变难题"和"免责机会难题".帮助人们克服由这些难题造成的道德践行的障碍,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

在经济主义成为强势话语的时代语境中,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受到重视。它迎应了人的物质欲望,却导致道德的工具化和消解。道德的价值只有回到德性伦理的框架和视野中,才是真实的返本归真。在以经济成就为导向的当代中国社会中,需要关切对道德内在性价值的认同,化规范为德性。     

道德评判与制度设计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不应聚焦于国人道德是否滑坡的评判,其展现出的正面意义——法治的深入和理性的彰显——正是社会进步的坚强基石.对于道德追求和道德要求的混同让我们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问题在于:道德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扶还是不扶”的道德困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如果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科学化,那么,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促进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正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     

善的多元论与合理性

当代西方伦理学家布兰特和罗尔斯,一个注重现实的伦理道德规范,一个深究善的合理性之所在,都是既诉诸现实的人类理性、又关注社会生活实际,但分别独特地阐明了善恶规则的多元性与道德善的合理性,并致力于解答个人与社会、功利与道德、情感与理性、个人的自由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等的矛盾统一.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理论极富启发意义,而缺乏历史观的共同缺陷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