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道德失范”范畴

本文论述了作为伦理范畴的“道德失范”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本质属性,从理论上区分了“常态下的道德失范”与“转型期中的道德失范”两种类型,指出“道德失范”是社会发展中一种正常的现象,既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更要看到它在社会新价值体系或意义系统的形成和更替中体现的积极性的一面     

浅谈“向善与诚信”的道德理念

“向善与诚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应的道德理念,其意义是比较广泛的。基督教圣经称为“良善与信实”,其道理是相通的,那么何为“向善”又何为“诚信”。     

“见死不救”入法的道德困境

“见死不救”从道德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种.对于损人利己的见死不救和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前者严重违背基本道德,后者不违背基本道德,前者入法后者不入法,争议不大.使道德陷入困境的是“利人利己”的这种见死不救的情形,一个和受害对象并无特殊关系和联系的普通民众,在施救对自身并无危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施救,法律是否有此要求,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自身并无伤害的施救并不是高级道德的要求,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道德的要求,而基本道德的要求通常体现在法律中.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论道德榜样——对现代社会道德榜样的检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榜样遭遇到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对道德榜样进行理论审视,实为必要.在现代社会,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及具有重要影响者、成年人,是道德榜样的三大基本类型.道德榜样的先验论、需要论、发现论和实践论,从不同角度回答了道德榜样的产生机制问题.道德榜样的理想主义本质及其对道德普遍主义的诉求,构成了道德榜样的基础条件.道德榜样既具有外在功能,更具有内在功能,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早期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元哲学叙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

早期马克思作为激进的人本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及其道德意识进行了多方面的道德批判.他主要以人的“类本质”假设、道德的“类生活”机制、道德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论述为思想架构,对道德的理念、实践、法则做出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诠释,形成一系列睿智而独具学理建树的、关于道德的元哲学理念.它们既是生成唯物史观的思想元素,更是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     

探寻“积”的伦理学意蕴——荀子论道德之“积”

道德上“积”的思想是荀子论“积”的核心环节,构成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主要关乎人的道德品性、道德行为的积累形成,关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发展.“化性起伪”是道德之“积”的前提;“积善成德”是道德之“积”的主要内涵;注重学习、专心一志、实践行动和人文环境,是道德之“积”的主要方法.     

论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观

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理论基础,其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就是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忽略“法”的作用,即主张礼法并重--“隆礼至法”.荀子的这种礼法并重的礼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特别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从“道德容许行为”到“次道德”——道德评价标准理想性的丧失

道德评价标准的理想性、前瞻性是道德存在的意义,是道德导向功能、教育功能、规范功能发挥作用的理论前提。从“道德容许行为”到“次道德”范畴的提出,道德评价标准的理想性、前瞻性正在丧失,道德的规范作用、引领作用日益淡化,道德已经跌出了“道德底线”。道德在沦为经济附庸的同时丧失自己的高贵品位。因此,道德建设必须高扬理想的旗帜,实现道德评价标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     

情绪线索对儿童定义与评价“白谎”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图画—故事法探讨了交往意图不明确条件下 ,“听话者情绪反应”这一社会性行为结果对 5、7、9岁儿童定义和评价白谎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 ,所有儿童能准确评定“听话者情绪反应”,内容分析发现 7、9岁儿童能运用“听话者情绪反应”信息 ,但情绪反应线索却未影响儿童对“白谎”的定义与道德评价。     

从“思想实验”到“科学实验”:道德研究的新路向

传统哲学借助哲学家的“思想实验”对道德进行研究,新近兴起的实验伦理学采用“科学实验”范式来探索伦理问题,特别是致力于道德判断、道德行为、道德责任和道德价值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研究.作为一种用实证方式探索伦理问题的有益尝试,“科学实验”的应用能够拉近“应该”与“是”的距离,使科学与人文走向合流.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致理想的道德境界.     

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

出版理念是指出版主体关于出版价值的根本性的判断 ,“以善为本”就是以促进社会公益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核心 ,它不仅为出版活动提供道德理想 ,而且为出版活动提供良好秩序。     

“公”与“私”的悖论--中国人“自私”行为的历史溯源

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 ,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现象 ,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 ,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 :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 ;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 ;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 ,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 ,“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谴责 ,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 ,弱化“分配正义” ,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 ,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实践语境与生产力标准——对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

伍德、米勒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无法确立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规定”,最终必定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进而否 定对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进行道德评价的合法性。实际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描述了 道德相对性现象,并且反对道德普遍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的语境中,非常明确地 给出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判断,且把生产力作为道德标准的共同尺度,并内含着一种“道德进 步”的信念。因而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规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也不是“元道德的相对主 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批判的合法性。     

“应该”概念辩难

“应该”是行为所具有的能够达到目的、满足需要、实现欲望的效用性 ,简言之 ,也就是行为的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属性 ;“不应该”是行为所具有的不能够达到目的、满足需要、实现欲望的效用性 ,简言之 ,也就是行为的不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属性。“应该”分为“道德应该”与“非道德应该”:前者是行为对于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的效用性 ,是行为的符合道德目的的属性 ;后者是行为对于非道德目的的目的——如个人目的——的效用性 ,是行为的不符合道德目的的属性     

“忠孝节义”考论

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宋代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忠孝节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学者认为,忠孝节义四字连用首见于南宋洪迈的《夷坚丙志》.考索古籍,发现早在五代后晋编纂的《旧唐书》中就已经有“忠孝节义”的提法,往溯更早,东晋时期的孙盛就已提出“忠孝义节”为“百行之冠冕”.“忠孝节义”词组出现虽早,但却到明清才广泛流行,其深层原因在于宋明以后“三纲”逐渐神圣化,“忠孝节义”作为“三纲”的同义语也随之成为社会流行用语.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肮脏之手”的争论与辩护

以“不可能的应该”和“必要的恶”为核心要义的“肮脏之手”历来被视为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经典难题.它集对错于一身的悖论特征以及述行不一致的特征都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诉诸不同道德体系评判标准的差异以及角色冲突,“肮脏之手”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恰当的辩护.“肮脏之手”是“做”而非“应该”的问题,反映了道德实践中价值的异质性,需要实践智慧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