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妇人不二斩”考

"妇人不二斩"之说最早见于《仪礼·丧服》,意即妇人不会在同一段婚姻存续期内服两次"斩衰"。此说自《仪礼》提出,经汉唐沿用,至宋乾德三年改"二斩",明洪武七年改"三斩",后沿用至清末,其间曾两次更改。这些改变,与社会礼仪观念的转变、民间风俗的影响等因素密不可分。     

晚清“宗周”思潮之探微

晚清维新派的"宗周"思潮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该思潮是以回归"周礼"为其真正的旨趣。一种历史的全新语境决定了,晚清维新派旨在回归的"周礼",与其说是后儒所鼓倡的作为等级秩序的周礼,不如说是原儒所仰慕的作为双向对等交往的周礼。对于维新主义者来说,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才是礼之所以为礼的最终皈依。无疑,这种别有新意的复礼思想,不仅为终结既有的清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自己"内源性"的理论依据,也从中使一种冲决一切网罗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的社会理想得以坚实地确立,并最终为今天中国积极走向全球化、互联网化时代奠定了自身根基。     

商鞅礼学思想研究

商鞅为变法而“观”礼。在商鞅看来 ,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 ,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 ,即是说 ,夏、商、周之礼一直在“变” ,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对于儒家之礼 ,商鞅批判之为乱世之源。不过 ,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 ,则可以看出商鞅之法有礼的印记。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春王正月”与“贵微重始”——兼论后儒对《春秋》文本的哲学阐释

汉儒董仲舒等人以为《春秋》"春王正月"具有"贵微重始"之大义,唐孔颖达据此提出"五始""五事"说,是对"重始"的具体阐释。另外,孔颖达"五始"之"礼义"说以为《春秋》有礼学思想。宋儒以《易》解释《春秋》,则将孔子以《易》"精微"思想与《春秋》"贵微"说联系起来。后儒解释《春秋》,有将《春秋》与其他经部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解读的倾向。     

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礼学尤明”时代。本文立足社会现实,围绕君权、族权的巩固,展开对当时礼学盛因的探析。以为战乱后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离不开礼仪的实施及礼学的教化。其间,帝王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而南北朝为宗族社会典型期,宗族对等级亲疏关系的重视,也导致礼学的发达。另外,文章认为南朝礼学的兴盛,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相抗争的结果。玄学佛理的流行,促使儒士经师加紧对儒典的深入研究,礼学则为儒学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北朝社会各阶层因其特殊的条件,更加热心于儒学的教化工作。最后,文章又从经学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去解释礼学兴盛原因。以为郑玄《三礼注》起了重要作用。     

张载礼学论纲

宋代是中国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等人的礼学造诣皆甚高,而张载的礼学更是名重一时,著有《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书(以上诸书均已散佚),其传世著作《正蒙》中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经学理窟》中有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脱脱等,第12724页),“以礼立教”(《二程集》,第1195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体系。从整体看,张载的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     

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的一点辨析

<正> 一开头的这一节,我把它作为预备节。所谓“预备节”,就是先不阐述本文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先来综合介绍一下在“仁”“礼”问题上,海内诸大家的一些主要观点。冯友兰先生在1973年曾介绍他自己过去的观点。这观点是:“礼”和“仁”是思想的两个方面,其间还可能有一些矛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第4页)。他当时又认为,“礼”和“孝”是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直”和“仁”是孔子思想的进步方面,前者使人束缚于传统之内,后者使人自传统中解放出来。     

《易》损卦六三爻辞与郑玄“礼不参”理论探源

"礼不参"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规范思想,即不可三人或三方同时行礼。清人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在疏解《系辞下》对损卦六三爻大义所做发挥时,援引了郑玄《仪礼注》"礼不参"的礼学理论。姚配中此举发现了《周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乃郑玄"礼不参"理论的哲学思想依据与理论阐释来源,这对我们重新认识郑玄以《易》注礼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论朱子礼图思维的特征

礼图是朱子十分重视的一种礼学解析工具。在朱子的礼图思维中，解决实际问题是其根本的归宿，主要体现于以礼图来解决社会礼仪、礼学教育、现实政治三方面问题。规范化是朱子礼图思维的根本原则，主要表现于礼图作品由政府颁布施行原则与经学化制作原则。在更广泛的图谱上，朱子礼图思维是立足历史和现实交汇点，力求调和礼学史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并融合礼学史与社会人情为一体。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孔子仁礼关系新释

<正>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还是以礼为核心?争论多年,没有定论。本文想撇开那个是核心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对孔子来说,礼是古已有之的。而仁,虽然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有子思说、子游说、公孙尼子说等不同观点,其中以子思说影响最大.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根据,但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本文认为,<性自命出>主要是以情、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因而要弄清其学术归属关键在于弄清其"性"的本质.种种证据说明,<性自命出>之性不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而是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本始材朴之性;从性的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等来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手段--"化性"与"积善"完全相通.由此我们认为,该篇文献可能是荀子情性哲学的直接源头.荀子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性自命出>很可能是子弓即冉雍或其后学的作品.     

论老子礼学思想

本文认为老子具有丰富的礼学知识,堪称礼学大师,但他又反对礼制,文章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了辨析,并探讨了老子反对礼制的原因.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的两种不同影响以及对今人的启示意义.     

论早期儒家《诗》学中的情礼关系——以好色之情与礼为例

本文试图在情、礼关系的框架中,考察早期儒家《诗》学围绕好色之情与礼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孔子围绕《硕人》之诗强调了礼仪形式的根底、素质的重要性。后人又借由孔子有关《关雎》的论述,将好色之情作为礼质,承认其合理性并要求有所节制。楚简《诗论》、帛书《五行》则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为礼仪的节制寻找内心的依据。儒家《诗》学的讨论将一种本能的情感因素纳入到了礼的范畴中,并为礼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根基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