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之魂“学颜子之所学”

近年来,学界对于宋明道学的兴起有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它与推尊孟子紧密相联,宋明道学通过推尊孟子,继承孟学以建构新的思想体系。但尊孟并非道学家对孟子的全面看法,在尊孟的同时,非孟思潮始终存在。孟子并非道学家心目中的完美人格,道学家对孟子不乏批评之处。在他们看来,颜回才是理想人格的典范。我们认为,宋明道学的发展,存在学颜与尊孟两条主     

许衡对张载人性论的承接和诠释

人性论是宋代道学家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北宋关学宗师张载在继承《庸》、《孟》思想的基础上,“自立说以明性”,对子思、孟子、荀子以来的人性论作了相当完整和富有哲理深度的重新建构,使之成为宋代儒家人性理论的主流,并被后世道学各派所认同,这是张载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许衡的人性论主要传承自张载。许衡在承接前辈道学家张载的人性论的同时,还对其做出了许多精切的诠释,对我们解读第一代道学家有关人性论的思想资料,澄清研究中的误解,解决分歧和疑难,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新世纪《诗本义》研究综述

欧阳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献学家。他以文学家、经学家的双重身份来解诗,对《诗经》注解的权威著作《毛传》和《郑笺》提出了批评,并对《诗序》进行质疑进而删改,他"据文求义"力图还原《诗经》的"本义"。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进入新世纪,有关《诗本义》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可以让我们对欧阳修的诗经学成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朝向更完整的实在性概念:胡塞尔与舍勒论实在与还原

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与舍勒的生命形而上学表面上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围绕着舍勒后期在实在性问题上对胡塞尔的批评,两者的工作缠绕在了一起。本文重新分析与检讨了舍勒在《唯心论与实在论》中针对胡塞尔所作的批评,以此说明,舍勒基于自己的实在理论对胡塞尔的批评是外在的,胡塞尔对意向性的生成分析是主体性视角下对实在性理论的贡献。同时,现象学还原也不构成胡塞尔和舍勒的实在性理论相互兼容的障碍。无论从有效意义出发还是从生命-抗阻出发理解实在性,其根本差别也只是在于方法论的视角的限制而非立场的相互冲突。胡塞尔的"原意见"和舍勒的"实在体验"等概念显示出的相互指引关系,表明二者可以共同组成一种更完整的现象学实在性理论。     

冯友兰晚年论人生矛盾与儒学价值

冯友兰将道学解决人生矛盾的主张归纳为:以私为特殊,以"去私"或说"把‘私’字打破"的方式来消解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求取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这种归纳,既总结了道学最具理论价值的思想内容,也表达了他所理解的人生之路。在国人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能否正确地理解并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矛盾,仍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冯友兰晚年思考人生的基本矛盾,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的现实关怀;他通过比较中西哲学,肯定作为新儒学的道学的理论价值,则表现了他对民族文化高度的理论自信。     

道学的无鬼神论:以朱熹为中心的研究

鬼神问题不是道学①的主要兴趣所在,从《近思录》这一权威的宋代道学读本来看,它只占很小的篇幅,且散见于“道体”、“异端”等卷。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儒家的宗教观开始受到关注,连带之下,道学的鬼神观也时被论及。就此而言,中国学术界的道学鬼神论研究,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产物。道学对鬼神的态度及其理据究竟为何,人言言殊,迄无定说。本文拟以朱熹为中心对道学鬼神观的特质作一探索。之所以从朱熹切入,是因为笔者认为朱熹的鬼神观反映了道学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主流认识。一方面朱熹广泛继承了宋代道学鬼神论的遗产,另一方面朱…     

道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正"道学"一词,见于《隋书·经籍志》,系指老庄道家及黄老道家之学。本文所言道学,系指以"道"为核心理念、终极信仰和方法论根据所形成的文化系统,主要包括老庄道家、黄老道家与道教。道学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全面深入,中医学在理论建构、生命观念、疾病诊疗、流派传承、本草方药、养生理法等多个方面都受到了道学文化的深刻影响。     

程颢、程颐(续)

三、程颢待人接物的态度 道学家认为,道学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享受品。它不能使人增加知识,而只能予人一种“受用“(享受的意思)。这就是说,这种一般的理解不能增加人对特殊事物的知     

儒、墨的互绌与互补——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互绌互补的关系。这种互绌互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先秦墨家主要批评了儒家"以天鬼为不明""厚葬久丧""弦歌鼓舞"和"以命为有"等"四政焉";而先秦儒家则主要有公孟子对墨家"好辩自炫"的批评,孟子、荀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孔鲋对墨家"非孔"的反诘、以及儒者董无心对墨者緾子"右鬼"说的批评等。先秦儒、墨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也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思想特点和理论缺失。今天研究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到其学术思想的优缺点,然后加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和更积极的贡献。     

论孔子“仁”的特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以《论语》“令尹子文三仕”章为例

本文以《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章为考察重点,首先对所关涉的关键语词进行重点训诂,继而通过查考和援引《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对此章所缺失的语境加以明确化,对与此章相关的历史人物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形象加以具体化。基于儒家特有的"仁"的立场,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要高于史籍文献,虽对其有所肯定,但亦有批评与期待,这种立场也影响到了后世儒者。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自然与益生之间:道家道教生命态度比较的重要向度

道家倡自然,道教重益生。在生死立场与生命态度上,道家和道教之间发生重大转向与变化。它既与"道"在先秦诸子文化当中地位的下降有关,也与道教产生的思想资源之驳杂性密切相关;既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们应对和解决人与宇宙及社会关系的理论需要与精神诉求。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论《庄子》道学中的文艺思想

庄子学派独特的理想自由在社会现实当中无法实现,于是他们便致力于谋求精神上的超脱,取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而否定现实人生与表现自由理想便成为《庄子》的文艺基调,即其作者创作的一贯思想和作品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庄子》道学的实质是颂扬道的精神即道的自由和无限的本质特征,其作者所致力的也正是道的精神在人生的实现,《庄子》的文艺思想即融于其道学思想之中,是其道的学说在文艺方面的体现和延伸。《庄子》之道自由和无限的特性生发出《庄子》文艺思想纯任自然、法天贵真的基本特质;其使精神进入道的理想境界的理论生发出关于"虚静"等审美和艺术创作心态的理论;《庄子》之道的绝对同一性生发出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论。庄子学派的文艺思想直接促成了《庄子》特异的文学性,并对后世创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深刻启发和影响。     

行动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论集体意向

对"集体意向性"的讨论是当前现象学与分析的行动哲学之间的对话焦点。除了双方形而上学立场上的差异,分析行动哲学关于"集体意向"的若干代表观点与胡塞尔对"集体意向"的论述产生了强烈的理论共鸣,胡塞尔对意愿共同体的分析与布拉德曼对意向交融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胡塞尔与佩蒂特对群能动性的界定也非常类似。不仅如此,通过对"元社会性"的发掘,胡塞尔现象学的集体意向理论也深刻地批评了原子式的个体主义。胡塞尔对"多层-极"的社会构成分析及其辩护的"高阶人格"概念,组成了专属于现象学的"集体主体"模型。这个模型能够在拒绝神秘的集体心灵的同时,解释社会化各层次上的集体意识与行为。     

概念语义与弗雷格迷题消解

弗雷格因同一替换律讨论而提出了涵义与指称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引出了弗雷格迷题。弗雷格迷题的形成有多方原因,直接指称论对弗雷格理论批评是主要原因之一,以至于可以说,这是产生于直接指称论哲学立场的迷题。尽管如此,弗雷格理论确有不足。最重要的是,弗雷格理论只有关于涵义与指称的理论,即只有语言层面的理论,而缺少认知层面的理论。这个不足使得在弗雷格理论基础上解决同一替换律问题难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让"迷题"多添了几分"迷"的色彩。这里将给出一个新的方案:在弗雷格理论的基础上,增加有关概念的理论,以概念和内涵、涵义等这些概念的形式刻画为中心,建立可以消解弗雷格迷题的形式语义学,即概念语义。通过概念语义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对弗雷格迷题的消解给出统一回答。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从逻辑学角度看墨子的"非乐"思想

墨子的非乐主张,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儒者对墨子的批评,倒像是一种立场批评,而不是逻辑反驳。现代学人评价墨子的非乐,也大都用一种立场批评的方法,而不对其论证进行逻辑分析。其实,墨子的推理,是严密而有效的。而且,对于这种建立在严密逻辑论证基础上的主张,不管听起来如何奇怪,也应从逻辑的角度去破解,而不应当只是进行立场上的批评。     

塔斯基的真理定义与物理论

塔斯基（Tarski）于1933年发表了他著名的真理定义,并相信该定义能够为其物理论的哲学立场服务;但费尔德（Field）批评说,塔斯基实际上所给出的真理定义并没能成功地达成这个目标。不过,费尔德同时也认为,一个部分奠基在塔斯基真理定义之上、并且是物理论者可以接受的化约性真理理论并非不可能。费尔德对于塔斯基真理定义的这些批评,在哲学家中曾经引起了许多意见不一的反应。本文的目的是想回答在这些讨论当中曾经被提出过的三个问题。首先,塔斯基实际上所给出的真理定义是不是一个物理论者可以接受的化约性定义？其次,费尔德所设想的那种可被物理论者所接受的化约性真理理论是否可能成功？最后,如果塔斯基实际上所给出的定义并不能符合物理论的化约目标,那么,一个物理论者是否便应该据此去反对塔斯基的真理定义？本文的最终结论是：这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都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