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成书辨正

一、旧说献疑关于《中庸》成书问题的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乃孔子之孙子思所作浪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以史记·孔子世家》）以后，郑玄、《孔丛子》、沈约、孔颖达、李翱、二程、未熹等皆述之。唐代以前，概无异议。这种观点为太史公所载，故其权威性和说服力不言而喻，但无法解决另外两种观点所提出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庸》晚出，非子思所作。首先提出疑问的，是来人欧阳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中庸》身体观

从中西比较哲学视域出发,从三个角度论证《中庸》的身体观：首先,《中庸》文本富含身体观的内容;其次,从历史发展和概念特点的角度,《中庸》身体观可通过与儒道传统身心论加以比较而确立;最后,《中庸》身体观可与西方哲学身心问题对话,与二元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对话比较有助于说明《中庸》身心一体、身道一体、修身即修道等特点。《中庸》文本的身心一体观既有儒家修身养性层面的意义,也有保身敬德、仁民爱物的政治哲学意味。这两层意味在比较哲学视域当中,都可以展开丰富深刻的哲学对话。因此,儒家哲学身体观具有世界性意义。     

《中庸》两篇说献疑

《中庸》两篇说主张根据文体或者内容的不同,把《中庸》分为上下两篇。此说由来已久,历来不乏支持者。湖北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之后,《中庸》两篇说得到进一步阐扬。其实,《中庸》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的论据并不充分:其一,《中庸说》仅是《中庸》的解诂,而非《中庸》本身;其二,引用体与议论体的划分存在模糊性,无法确切分割;其三,"中庸"与"诚"两个主题就内涵而言是相互涵摄、相互构成的内在一体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中庸》的天人合一体系,缺一不可。     

《大学》《中庸》不同论

一般认为,《大学》《中庸》出于宋儒所说的一脉相承的思想谱系,但从思想内容来看,二者有诸多不同。如《大学》言心而不及性,《中庸》则言性而不及心,由此造成了修养方式上的不同:《大学》重在"正心",《中庸》重在"尽性"。此外,二者虽然都讲"慎独",但其内涵也不相同:《大学》的"慎独"与"心"有关,并包含内心"诚意"和外在"独处"两个方面;而《中庸》的"慎独"仅包含内在之"性"一个方面。最后,二者的最终目标大为不同:《大学》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庸》则要达至"与天地参"的理想目标,面对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因此,从理论建构上讲,《大学》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过程,《中庸》则是上贯下通的模式。     

儒释会通 北宋高僧智圆的中庸思想

正一、"儒释言异而理贯"智圆(976-1022)是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的杰出代表人物。其自幼喜好儒学,对中庸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和感悟,因而自号"中庸子",又称潜夫。智圆一生著述颇丰,尤以《闲居编》影响最大。其在《闲居编》的《中庸子传》中,对儒家的中庸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把儒家的中庸和佛教的中道进行了比较融通,此思想影响较大。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从中、庸到《中庸》

朱熹以"平常"、"不偏不倚"解释中庸。人们据此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抱守常态。又有论者强调中庸是常人皆能实践的道德。对此,本文以文字训诂为依据,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庸的含义:中、庸本为二德,中为中正之德,庸为恒常之德。孔子赋予中、庸以新的内涵,将二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庸》,围绕"中"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又在"庸"的范畴下阐述了"诚"的思想。诚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慎独是致诚的途径。     

敬畏与慎独:《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中庸》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经典,它建构了以"诚"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以作为天道的"诚"为其形上基础,阐明了道德工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自诚明"和"自明诚"两条相反相成的工夫路径,提出了立志向道、循序渐进、安身求道、注重内容和实质的道德工夫原则以及学、问、思、辩、行的具体方法。这种道德工夫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从"敬畏"与"慎独"两方面对之着重进行分析。     

《保训》的“中”与“中庸”

本文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中"进行了研究。《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但行于己,则外能及物")、条件(诚)还是其适用范围(人及万物)来看,都是一致的。《保训》"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滥觞。     

《大学章句》中的"出发点丧失"问题

先秦儒学史上,《中庸》对"过之"问题的强调,以及对由此引出的"真知"问题的处理,从根本上确立了心性论在儒学中的地位.宋明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几经遴选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平起平坐的圣人之书.朱熹于"四书"之中最重《大学》.《大学章句》既是对《大学》的注释,同时也是在系统阐述朱子本人所服膺的修身之道.然而,《大学章句》在借用《中庸》、《孟子》的"性"概念时,几乎完全忽略了与之相应的"过之"与"真知"问题.顺此继续追踪,我们发现,《大学章句》虽设定了"仁义礼智之性",但实际上并未将其作为修身的出发点.在对"过之"与"真知"问题缺乏深刻体会的情况下,《大学章句》试图以"格物致知"作为获取真知的途径.然而,"格物致知"所蕴含的怀疑精神,最终却使实践者陷入了"不知该如何格致"的"出发点丧失"困境.     

论王安石对《中庸》的诠释——兼论与二程诠释的异同

王安石不仅较早地对《中庸》作过诠释,而且他的诠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安石的《中庸》诠释,不仅扩大了《中庸》的影响,而且在促使士人更加重视"性命之学"探讨的同时,还进一步促使士人形成和加固了内圣外王的价值观(或担当精神),这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佛老的挑战。在内圣外王、性情关系等方面,虽然王安石与二程对《中庸》的诠释有一致之处,但从整体上看,相对来说,王的诠释存在"支离"之弊,而二程的诠释则更为圆融,故王的《中庸》诠释被洛学所超越是宋代《中庸》学发展之必然。     

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

胡瑗是北宋最早有专著对《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从思想内容上说,胡瑗把《中庸》之"性"作"性善"解,并提出了"明心复性"、"节情"、"防邪"、"积善"、"博通物理"等修养工夫。这为后来的儒士,尤其是理学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建构开启了先河。从诠释方法上说,虽然胡瑗对《中庸》的解释与郑玄、孔颖达有一致之处,但与郑注孔疏的不同之处甚多,这一不同引领了诠释新方向。从目的上说,胡瑗与范仲淹一致表彰与诠释《中庸》的根本目的是建构一套与佛老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进而复兴儒学。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关于刘向《礼记》的几个问题

正今存《礼记》一般是指戴德和戴圣编纂而成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随着先秦儒学和简帛资料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礼记》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礼记》的编纂成书、流传等问题的研究,历来也是经学与先秦儒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尽管历代有很多学者否认小戴删大戴而成书的说法,但一般认为,大小戴《礼记》都来源于《汉书·     

罗明坚对《中庸》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对明清之际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的来华耶稣会士而言,"四书"成为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的最佳素材,译介"四书"成为其中学西传的核心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传入欧洲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中庸》作为儒家重要思想文献,其对天人、心性关系、孔门心法的揭示,可视为宋明理学的思想源泉。相较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蕴含了更多超越因素,可视为讨论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入手点。本文讨论的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庸》译本,重点考察译者罗明坚对儒家道德哲学核心概念的译介,进而探讨其在文化交流中的创造。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性无善恶”与“穷理尽性”——苏轼的《中庸》诠释解析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苏轼的诠释则是对以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之处为从本体论的高度来诠解《中庸》。他认为舜、禹、皋陶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穷理尽性"。所谓"穷理尽性",就是认识、体察"道"之大全,而此"道"是宇宙之本原、本体。若能体道,就能"道济天下"。由此,苏轼既论证了达到"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论证了"内圣"与"外王"的合一。当然,因苏轼理论自身的不足,其《中庸》诠释被理学家所超越是必然的。     

从《尚书》到《论语》——儒家“君子”范畴的转变与固定

"君子"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里,以社会地位为其核心取向。商周更替的社会变革引发权力观念的重构,如何守住权力成为关键话题,经历了"有位"——"以德配位"——"有德"的转变过程后,"位致君子"的先天法则被"德致君子"的后天法则所取代,"君子"的内涵由地位指向转变为道德指向,并在《论语》中实现其范畴在仁义、智勇、礼和、忠信、中庸这五大领域内的固定。受《尚书》所提出的三条"进德"之道——好学精进、躬行实践、自省自警的影响,《论语》提出成为君子的三条路径,即学为君子、行为君子、省为君子。《论语》在继承《尚书》中"君子"范畴的同时予以升华,开创其纯粹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