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从“大命”“小命”之分看庄子“去智任性”的思想

在《列御寇》篇中,庄子曾将人之“命”区分为“大命”与“小命”,其以人的性命之真性为人之“大命”,以人的巧智之性为人之“小命”。此一独特的“命”之分法,不仅体现了庄子与众不同的思考“性命”问题之方式,也体现了其独特的性命评价之标准。     

六朝“之”名与道教析论

六朝人名常在一个单字之后加一个“之”字,甚至家族父子都使用“某之”为名。陈寅恪先生提出“‘之’在六朝人名中代表天师道信仰”的论断,影响甚大。这一论断并不准确。实际上,不是所有名字中带“之”的人都信仰道教,也不是所有为后代起名为“某之”的家族都信奉道教。六朝人名中父祖辈都用“之”字,是当时避讳之法尚不完善的表现,同时具有一定的家族倾向。“某之”之名也是一种取名风尚,与宗教信仰无关。     

《周易》三才之道的神话意蕴

“三才”一词始见于《易传》,但“三才”观念在远古神话就已诞生,从原始墓葬可见之．三才之道中数字“三”具有“圣数”(Sacret Number)或“神秘数字”(Mystic Number)之属性,“三才”之“才”则代表着原始、初始之意．“才”又有“存在”之意,天地是一个存在的“场”,人是“在场”之物,人生天地间,必有内忧外患,故《周易》一书饱(?)浓重的忧患意识．古时王者多具有巫师的职能,巫是沟通天人之中介,故从贯通三才之道的“王”入手,揭示王/巫合一的神话属性,从而阐发天、地、人生生不息的“三才”观之神话意蕴．     

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

本文认为,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之“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所谓的“伪”。也即是说,在荀子这里,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与规定的概念是“伪”而不是“性”。所以虽然荀子有“人之性恶”的说法,但若从“伪”的角度说,荀子其实是个“性善论”者。     

墨子“贵生”的伦理机制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以“天下莫若身之贵”阐释了生命存在的伦理之义,并从“生,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的视角,表达了对人之为人的自在与自为的“生”之内涵的洞察与感悟。这种感悟既是人之为“生”的一种道德境界,也是对人的“生生之道”在伦理意义上的孜孜以求。墨子对“生”的追求强调在普遍意义上的德性之欲,故而以“兼爱”为机制,在“兼”的社会化过程中来表达对“众之生”的尊重。所以,“兼爱”是墨子实现“贵生”的伦理设计,“兼”体现了墨子对人生关系、社会关系应该如何的一种德性之约,确切地说,“兼爱”是实现“贵生”的社会道德要求,更是人何以“贵生”的一种伦理手段,此与当代社会的和谐建设有借鉴之功。     

自然之德性与无为的智慧——老子哲学的本体与方法

一、老子对“道”的诠释“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范畴。“道”在老子哲学逻辑结构中有生成论、本体论二重含义。生成论意义上的“道”似万物之宗 ,是天地万物赖以产生的本根 ;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是天地万物之为天地万物之根据。关于宇宙生成论之“道” ,亦即天地万物赖以产生的本根 ,老子提出道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似万物之宗”的思想。此种生成之“道” ,指先天地而生且混沌未分的实体性存在。这里说“实体性存在”而不说“具体性存在” ,宜作辨析。具体性存在是已经生成之物 ,此具体之物具有质的规定性和时空的有限性 ;实体…     

读《管子·侈靡》篇记(续一)

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辱举其死开国闭辱“承”字当在“举”字上。“辱”字涉下文而衍。“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句相俪。“承举其死”者,“承”犹“奉”也。言尊奉承其已死者之先人也。《周礼·大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此亦天地人三者并举。“开国闭辱”当作“开其国门,奈其辱”。开字下脱去“其”字。“门”又讹为“闭”,“辱“字上复脱“奈     

“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

本文以“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对西方现代哲学几种有代表性的个人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文章意图指出,哲学对“个体之我”的探讨不能忽视“哲学之我”的构建.个体不是先在的事实,保持反思性的哲学生活,始终不解地寻求“个体化理解”,才是通向“个体之我”的惟一途径.     

“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不完全考察

本文以“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的关系为基本问题 ,对西方现代哲学几种有代表性的个人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文章意图指出 ,哲学对“个体之我”的探讨不能忽视“哲学之我”的构建。个体不是先在的事实 ,保持反思性的哲学生活 ,始终不解地寻求“个体化理解” ,才是通向“个体之我”的惟一途径     

唐君毅对传统“格致”理念的现代诠释

唐君毅认为《大学》“格物致知”义的演进,即是把科学之知与中国传统德性之知相融合的尝试.以道德理性为根本,融合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重订《大学》文本次序,彰显“本末”、“终始”在《大学》中的意义,并用“俱时而呈现之同一关系”、“更迭而呈现之相斥关系”、“目的与手段之相从之关系”、“交互并在之关系”揭示出知识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内在关系,构造出一个立体上升的结构关联体系,是唐君毅重释“格致”理念以融通科学的内在理路.他强调科学与人文在具体情境中发用,成为化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冲突的有益尝试,也是唐君毅在诠释中华文化传统时表现出的时代意识.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解

《荀子集解·赋篇第二十六·诡诗》小歌部分“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一句历来难解,特别是“力父”指谁,未有确解,故兹试解如下.“嫫母”是黄帝妃,虽貌丑,内政却处理得很好.“是之喜也”乃“莫之喜也”之误.“力父”乃“力牧”之误,力牧辅佐黄帝,天下大治,乃黄帝得力助手.“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当是“嫫母、力牧,莫之喜也”之误.荀子在此抒发了其心中愤懑之情.     

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一人心（灵窍）一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与天地万物的运作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 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

通行本《系辞传》有“道”字29个。如:“乾道”、“坤道”、“三极之道”、“天地之道”、“道济天下”、“昼夜之道”、“阴阳之道”、“君子之道”、“道义”、“显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天下之道”、“天之道”、“形上之道”、“日月之道”、“小人之道”、“为道”、“道”、“天道”、“地道”、“人道”、“其道”、“易之道”。我们可以将这些“道”简单地归纳为四类:a、天道:b、地道:c、人道:d、易道天道与地道合而言之曰“天地之道”。天道、地道、人道合而言之曰“三极之道”。     

“形的良知”及其超越——兼论新儒学与基督教仁爱模式之异同

本文首先给出“形的良知”之界定,将同情心之根基奠立于生存论意义上的同形身上,并缕析出空间性之“同形”与时间性之“睹形”这一“形的良知”的两个基本构件,而超越“形的良知”即是将依“形”而生的良知无限扩充以突破此两构件之限制。儒学之亲亲仁民爱物与基督教之普世之爱代表着两条超越的路子。前者简易亲切,后者博大超拔,两者在本体预设上、在“开端处”、在旨趣上均有种种相互发明之处,但在当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日趋抽象化、间接化的新情势下,都面临着挑战。“形的良知”之存养与超越依然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本体与境界:中西哲学之比较与沟通

在关于“哲学何为”之古老而常新的追问中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存在”的学问 ,可谓是经典的定义了 ,也可以说是对于哲学之本性的揭示。然而 ,“存在”何解 ?对此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结论 :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存在是什么” ?企图通过一系列的追问 ,把握住那隐藏在背后之恒定的“所以然”、“终极因”之“真存在” ,这构成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本体论”传统。中国人面对存在论问题时 ,其典型思维方式并不着意去追问存在究竟是什么 ,而是致力于寻求“如何达成存在之境” ?或者 ,“如何成就存在的自由逍遥之道” ?这构成了中国哲…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