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琦与利玛窦的一段友好交往

天主教来华传教活动的主要奠基人是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ＭａｔｔｏＲｉｃｃｉ）,他制定了一套“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传教政策。他本人儒冠儒服,利用科学知识,博得许多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和好感,并努力打入宫庭,获得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的支持。他曾说过：“传道必须先获得华人之尊重,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他们必定随之。”（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版）万历二十八年底（１６０１年１月）,利玛窦与另一个耶稣会士庞迪我（Ｄｅ Ｐａｎｆｏｊａ）“赍方物进朝神…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听提出的“合儒补儒”策略开创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清初,以法王路易十四派出的“国王的数学家”为首的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标志着天主教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法国耶稣会士们所表现出的在天文、数学、医学、地理等多方面的才华和他们的谦恭谨慎、汲汲修身的道德品质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1692年康熙甚至向全国下诏准许西方传教士在     

范礼安:首倡学习中国文化的传教士

范礼安：首倡学习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康志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ｉ）是明朝末年来华传教的代表,他与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联手进行的文化交流工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所开创的“以学术辅传教”的方略,终于使来自远西的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社会站稳...     

中国礼仪之争——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17—18世纪,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围绕中国礼仪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内部分裂产生了两个派别。一派追随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了能够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利玛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     

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演进——从“四书”到《易经》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大致经历了曲折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即从起初利玛窦时期以孔子和先秦儒学的"四书"为主的文化适应,到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地理、历史、儒学的广泛层面的文化适应,再到最后白晋聚焦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以论证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同源性的文化适应。每个阶段的推动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每个阶段也都催生出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适应政策虽然最终受挫,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却不应低估。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圣墓堂墓碑拓片考释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有晚清上海圣墓堂天主教士墓碑拓片169种.圣墓堂墓地由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潘国光建立.清初,潘国光、吴历等著名耶稣会士殁后都葬于此.雍乾禁教时期,该墓地同其他教会产业皆充公易主.1841年新耶稣会返华,天主教会在条约体制之下逐步收回包括墓地在内的多种教产,圣墓堂由此成为新耶稣会在上海的墓地.旧、新耶稣会在经过时空上的断裂之后在此得到连接.直至清末,墓地陆续葬入包括非耶稣会士在内的教士近二百人.文革时期,墓碑遭毁.将此批拓片与其他史料对比互观,善为考订,对于晚清江南地区天主教史的发掘和书写具有重要作用.     

教士与官绅之间:明末耶稣会江南地区开教及活动考述

明末的江南地区是耶稣会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实验场。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在南京成功建立传教点,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的40多年间,耶稣会士开辟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据点,以及苏州、镇江、扬州、湖州、松江、常州、宁波、淮安、嘉兴、金华等十府的传教点,教堂及教徒数量居全国前列,从而奠定了江南地区在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起步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地方的开教和早期传教活动,都有地方官绅居间襄助。这些官绅无论是否奉教,都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官绅,耶稣会士在江南地区不仅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庇护,顺利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还得到相当规模的财政支持,从而使其传教事业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利玛窦路线"为核心的"适应策略"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普遍接受,可以说是明末形成的"江南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和延伸。     

什么是“利玛窦规矩”

正16世纪,天主教自唐、元两代之后,再度传入中国。自明中叶起,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北京,他主张要适应中国国情,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策略。利玛窦自称"西儒",秉持儒家作风,引用儒家经典论证、诠释天主教教义,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Deus)解释为儒家经     

从"郊社之礼"看儒耶分歧

西方天主教初传中国,利玛窦奉行“补儒易佛”的策略。所谓“补儒”,就是要把儒学基督教化(本文所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以及后来分化出的“新教”);所谓“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佛、道等宗教。这一过程因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而中断,遂给中西文化交流铸成历史的遗憾。“礼仪之争”不仅发生在天主教的不同传教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而且发生在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内部(利玛窦与龙华民之间);更可注意者,它在利玛窦本人的传教著作中也潜存着。“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种分…     

利玛窦《天主实义》及其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发展之影响——为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作

引言 《天主实义》是明末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一部杰出的神哲学著作。初稿撰于1595—1596年间。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传统时代的士大夫们介绍了西方天主教的神哲学思想,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与冲撞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版本极多,     

天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融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土华夏,在传天主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在中国传天主福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他交给中国的士大夫,“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入乡随俗”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楷模。     

圣名之争(二)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不仅用＂天主＂一词翻译Deus,还经常使用＂天＂、＂上帝＂和＂天神＂等词。利玛窦担任在华耶稣会士负责人期间,这些称号都是允许的,奉教的中国士大夫更习惯用＂天＂和＂上帝＂的称号。     

明末天主教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文化渗入:以反对纳妾为例

明末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时表现在"文化植根"与"文化渗入"两方面,即中国本土文化对天主教来华的参与和贡献,同时,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本文以耶稣会士反对纳妾为例,呈现一些中国天主教徒如何因为委身于天主教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耶稣会士而言,纳妾直接违背了"十诫"之"毋行邪淫"的诫命,而作为耶稣会士主要传教对象的士大夫阶层,纳妾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它符合儒家注重孝悌的道德价值。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导致了诸多的论争,而且,象王徵这样的天主教徒,一生都在围绕纳妾的问题而历经痛苦的挣扎与考验,并以悲剧告终。这样的事例表明了天主教曾经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重要影响,就是促使人们采纳一夫一妻制,并对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实践构成改变。     

试论艾儒略传播基督教的策略与方法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著名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Ｊ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在福建活动达２５年之久,使元代以后一度沉寂的天主教重在福建得以传播和发展,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就艾儒略所传播的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作一些探讨,由此来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与冲撞、融合与相斥、改造与发展。     

《天主教要》考

《天主教要》是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一篇重要文献,是来华耶稣会士用中文所写的第一个经本。但长期以来关于它的作者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由于它深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和耶稣会档案馆之中,学术界从未介绍过它的具体内容。因而大多数涉及它的文章都是泛泛而论。本文依据梵蒂冈图书馆和耶稣会档案馆的原始藏本,对《天主教要》的出版时间、地点、作者做了逐一的考证,并具体论证了现有的两个版本的差别。结论是：《天主教要》为来华耶稣会士用中文写的第一本经书,初期经罗明坚翻译,后由利玛窦翻译、修定,并于１６０５年重新出版。梵蒂冈档案馆所藏的《天主教要》更接近利玛窦１６０５年的版本,这个本子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利玛窦最早的本子之一。因此,此书应收入利玛窦全集之中。     

历经磨难 方得圆满 天主教成都教区自选自圣主教60年历程回顾北大核心CSSCISSCI

60年前,成都教区的神长教友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率先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三自爱国运动,彻底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并率先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我们相信,在新形势下,成都教区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四川天主教有着四百余年的历史,早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类思就在成都设立经堂,传播天主教信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罗马教廷正式设立了四川代牧区,负责云、贵、川三省的传教和牧灵事业。清光绪十七年（1891）,主教公署迁至成都光大巷天主堂;     

范礼安的本土化策略(一)

正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成功,往往因利玛窦(Matteo Ricci)的突出贡献,使我们忽略了其他人的作用。在所有被忽略的人中,有一位最不该被忽略,他就是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专员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1538年12月20日,范礼安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1566年5月29日加入耶稣会,1573年9月,奉耶稣会总会长迈居利安神甫(P.Everard     

圣名之争(三)

<正>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Nicclo Longobardo,1556-1655)执掌在华耶稣会士,对"天主"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质疑。在他的支持下,耶稣会对利玛窦的主张进行了调查。1621年,耶稣会在澳门召开会议,讨论利玛窦与龙华民的主张,结果支持利玛窦的一派赢得了胜利。然而,龙华民并未就此罢手,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反对使用     

试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对中国道教的认知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6世纪末来华传教,他对中国道教的态度与认识囿于他采取的合儒、补儒而排斥佛教、道教的策略。利玛窦论及道教渊源、道教经籍、道教义理、道教斋醮科仪、道教修炼方术、道教音乐、儒释道三教关系等方面,视道教为"迷信""伪教",将道教归入偶像崇拜之列予以贬斥。利玛窦对中国道教的认知以天主教为本位,服务于传播天主教的目的,不过,从利玛窦对中国道教的粗略记述,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道教已有一些了解,但其认识还是初步的,其中不乏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