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分”“和”思想的四重内涵

荀子以礼来构建社会秩序,始终贯穿着"分"的思维与"和"的原则。其"分""和"思想具有四重内涵:"天人之分"反映的是代际正义,体现的是天人和谐;"性伪"之分反映的是秩序正义,体现的是人性和谐;"明分使群"反映的是关系正义,体现的是差序和谐;"义分则和"反映的是制度正义,体现的是人群和谐。     

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董仲舒天人关系的三维向度及其思想定位

本文从宗教、哲学、伦理视角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天人合德"进行辨析,试图完整呈现其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董仲舒的"天"包涵三重含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思想形式,自然之天是其哲学基础,道德之天是其伦理核心,三者构成了一种有机结构。宗教性的"天人感应"与哲学性的"天人合一"均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以人伦道德性的"天人合德"为归宿,集中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人文理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     

论"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论中国"礼"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是"礼".中华民族文化的"礼"源于自然,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核心思想."礼"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伦理观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追寻,探索的目标之一,是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文化精髓.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对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生态关系及生态伦理学具有重大意义.     

论"礼"——对其伦理功能的解读

礼仪是起源最早的文化活动, 中国传统之"礼" 是典章之礼、道德之礼、教化之礼、民俗之礼,因而具有独特的内蕴.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国现代出现了旧"礼"已去,新"礼"未构,功能模糊的状况.在当代中国,对"礼"之伦理功能进行解读,使礼仪成为德性修养的支点,道德教育的载体,社会关系的秩序,民族形象的标杆,充分发挥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文化承续与义理重构中的先秦儒家礼让观

先秦儒家传承春秋尚让传统并推陈出新:从礼治秩序的构建、社会理想的追寻、安身处世的需要阐释礼让的功能;通过揭示让仪的内涵、重塑让礼之要义、协调德制的张力,力图使让之礼仪重新焕发生机;转而关注让的根源、施教促让的方式与君子修养让德的方法来夯实根基,同时还通过惠民富民并彰明礼法、躬行表率以感召行让、德礼为先与政刑为辅等治道手段而期望民间兴让。"教学相长、修养让德→彰明礼义、躬行礼让→和乐安治、无讼俗美",构成了儒家君子的共同认知。"养民教民、德主刑辅→民众躬行礼让→和乐无讼"的治民思路具有强烈的儒家特色。     

“生生”、“感通”、“偕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的基本含义之一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自然与人;基本含义之二是视天人为有德性(道德)的、有能动性的动态的、协调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这种天人观在《易传》中表现为"生生"——"感通"——"偕行"的天人共生态。《易传》既将天人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又充分发掘天人的德性,并使二者相资相长,"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人各有其位,各尽其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一体偕行,共生共存共荣。     

君子“为政以正”的境域化解读

古典政治的激情聚焦于秩序。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奠基者的孔子,其为政观的核心可谓"正",即为政以正。中国古典政治的承担者为君子。在为政中,君子以超越肯定的方式投入于政治-伦理境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要复兴政治人伦秩序就得正名,而正名的关键在于正人,在于使人走上复苏德性生命的康庄大道,从而生发出美好的政治秩序。古典政治的最高目的在于每个个人的各正性命,这就要求人人都立"正"于"里仁"。"仁"的本-分与相称,要求君子"正"其位而行德。在此,"仁"相通于"中庸"。"庸"意味着天命的来临与功用。天命相通于充满"亲亲"意义的"生生"之时间境域。君子惟有投入并处身于这种时间境域中,才能正己成物并化人,也就是说,才能真正做到为政以正的各正性命。     

法刑事件中孔子德法互济思想观略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乐本和·礼主序·道文明——儒学与音乐研究

《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而生音,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人心感何物而乐以生音也?熊十力先生言:"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人心感和而生乐,仁自在其中也,以和固具真实、健动、至善之仁德者故;人心感和而乐所生之音,即有序之礼者是也,义亦自在其中,以有序之礼一为和乐之仁权衡而宜以错之,故无有失义之患耳。是则惟人心感和乐所生之音,体仁载序,行而敷礼弘义,"以教人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据此本文从音乐起源之哲学思考、音乐之价值判断、音乐实践之秩序与音乐教育之宗旨四个维度,对音乐蕴昭人类文明所道之和乐礼序,作深入研究。     

自觉于规矩——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看孔子的自由观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所达到的人生成就的最后评述,其真谛是"从心之仁,不逾礼",即自觉于规矩,这是真正的自由。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但绝不是牺牲内心去迎合不合理的社会规矩。孔子"从心所欲"所意味的自由,非随心所欲,而是自觉自愿行礼为仁、立德顺天,在此过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地达到了礼与仁的合一,达到人与天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中,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即无论人做什么,都符合天地的根本原则——德。     

自觉于规矩——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看孔子的自由观北大核心CSSCI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所达到的人生成就的最后评述,其真谛是"从心之仁,不逾礼",即自觉于规矩,这是真正的自由。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但绝不是牺牲内心去迎合不合理的社会规矩。孔子"从心所欲"所意味的自由,非随心所欲,而是自觉自愿行礼为仁、立德顺天,在此过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地达到了礼与仁的合一,达到人与天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中,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即无论人做什么,都符合天地的根本原则——德。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