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1900－1930）

1900年“虚无党”一词作为nihilist的对应词，从俄国经日本输入中国并首次出现在中文刊物上，在使用上常与“无政府党”、“革命党”等混为一谈，在概念界定上多以党派归属或者暗杀手段为指向；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以“目的认手段”的选择性诠释、国内对暗杀活动的舆论传播和效仿行为，以及虚无党小说以人物宣扬精神的译介倾向，使得虚无党话语在传播中呈现出主义淡出、精神凸显的特点。以1900－1930年为虚无党话语发生期把握“虚无党”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可以看出“虚无党”在中国经历了域外词汇－汉化概念－流行话语的演进历程，“主义淡出”的传播特点当有助于理解20世纪早期虚无党话语与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历史联结和逻辑关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西方政治话语构建中的“他异性”策略——以公民话语作为分析进路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构建了一套表征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话语体系。在反思东方主义的基础上，以公民话语作为抓手，艾辛提出了西方政治话语构建的“他异性”范式。它表明，西方政治话语构建以群体区隔作为基础，通过团结、竞争和疏离策略而建立起有关自身统治的话语。“他异性”范式尽管把西方政治话语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与东方主义一样，它忽略了欧洲近代早期的“正面他异性”策略。这种策略体现在对东方的理想化上，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表现得较为典型，它为欧洲现代话语建构提供了参照标准。内部“他异性”策略与正反两种外部“他异性”策略结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政治话语建构的三种策略。它们表明，以自由、平等、正义自居的西方政治建立在群体区隔和不平等的基础上。     

新时期小说宏大叙事行为透析

以“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小说借助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通过宏大叙事行为模式完成了“现代化/人”的双重话语建构,从文学角度给予历史、现实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本质性的存在意义,从而确立了宏大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从俄国经验到中国化革命形式——中东路事件前后中共对革命形式问题的认识转向(1927-1931)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形成以武装暴动为主导、武装割据为补充的革命形式。共产国际却对武装割据持限制发展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六大被迫对武装割据的发展进行一定限制。中东路事件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转变态度,中共中央转而大力发展武装割据。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武装割据被确立为最主要的革命形式。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复杂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革命形式的认识转向,逐步确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悖论”的揭示及超越

慈善的性质和底色本质上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慈善的动机和行为主要基于利益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揭示了其三重悖论：经济悖论体现为后置的分配正义与前端的生产非正义之间的矛盾；政治悖论体现为慈善资本主义与资本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悖论体现为慈善的博爱精神与资本的逐利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慈善是对慈善的异化，唯有从“资本为王的伪善”走向“人民至上的真善”,才能实现对“慈善悖论”的本质性超越。这对于识别资本逻辑下的慈善话语陷阱、建构社会主义慈善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镜鉴价值和实践效应。     

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这一话语既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国家制度的具体领域,也包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具有自我完善机制等国家制度的总体特征。毛泽东在立足制度现实的基础上,采取了两种制度比较、新旧制度比较、立足社会发展规律、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大背景等具体方法。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新中国制度认同,赢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制度优势的认可。     

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在关于“中共治疆”问题的探讨上呈现出多维化的研究趋势，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也日渐多元化与客观化。此外，两岸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知上逐渐趋同。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日臻繁荣，往后的研究在文献材料、叙述话语、借鉴视阈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可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提升空间。     

《旷世大儒──孟子》简介

王生平著《旷世大儒──孟子》（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介绍、描述了孟子的生平事迹，探索了孟子思想的发展历程与现实意义。其中，孔、孟由单称到连称的复合变迁，“话语”／“权力”和“话语”／“魅力”的对称，“虚拟井田”／“真实影响”的变奏，“知识”／“自由”与“分工”／“发展”的关连，“乐天知命”／“成为自己”的建构，以及“夜气”＝“仁端”的诠释，皆为前人未曾论及而具有新意者。取亚里士多德、康德为城外参照，见出“私学”（孟）不同于“国家乃唯一的教师”（亚）的中西差异；“告则不得娶”（孟）与“…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周公形象的塑造与早期儒家话语的建构

《左传》中的周公是具有卓越成就的政治家，也是备受周人尊重、鲁人尊崇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人出于话语建构的需要，其文献载录改变了周公形象。《论语》是转折的开始，到战国时代，周公成“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周公已经成为儒家崇圣系统的重要对象。在《荀子》中，周公最终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周公的话语成为儒家建构...     

重思感性活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

“感性”是康德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共同出发点，但康德看到的是“活动的感性”,而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的活动”。从表面来看，这只是词语的颠倒；从内在机理来看，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活动的感性”引申出科学知识与道德信仰的划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感性的活动”则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彰显着实践活动涵摄认识活动的一体关系，其理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人对自然合理性态度的形而上学根据只能是“感性的活动”,它内在蕴含着“人应当怎样行动”的绝对道德律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凭借人的理性能力确立的改变世界所应遵循的普遍价值原则之一，对人的经验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范导性作用。     

江苏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强省的创造性实践与启示

江苏实施“两个率先”战略目标对社科发展提出了由大到强的现实要求,确立了建设“五大高地”、实施“五大行动”的目标任务.实现由大到强,江苏注重推进决策咨询能力建设、学科创新体系建设、人才高地建设、发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江苏实践经验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强省建设必须以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自觉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加快转变科研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研究体制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以优势学科和高素质人才为支撑,以发展特色地域文化为重要使命.     

论神学解释学思路中的“上帝的眷顾”信理

神学解释学是理解中华文化处境里上帝圣言之有效路径。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从这样的思的层面来看，又是一项关于如何理解上帝圣言这一话语事件的历史性事业。因此，神学思想建设最基本的认知就表现为对话语事件的语言学理解和言说式解释。在这种基本的解释学层面里，丁光训主教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其前设性导向的确立就必将首先关涉到作为基督信仰本质的基本信理，如“三位一体”和“上帝的眷顾”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宗教伦理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向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宗教伦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不重视到重视、从自发到自觉,逐步开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宗教伦理学研究兴起的主导原因是: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广泛存在的客观性和复杂性、良好的民族宗教政策环境、现代宗教对社会道德和信仰的挑战,以及宗教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内在一体性.在不断整理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伦理学研究者做出了开拓性探索,使宗教伦理学逐步系统化、学科化.宗教伦理学研究发展趋向体现为:学术视阈不断拓展,基本理论研究走向深化;比较研究持续推进,理论、应用层面多元发展;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逐步确立,科学方法论体系日渐形成;针对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成为主流,理论建构显示活力.     

理学范式,心学旨趣:张九成思想特质辨析

张九成作为杨时高弟,二程再传,是两宋之际复振洛学的中流砥柱,然因朱子为清理门户、建构道统而对其予以严苛批判致使其在学术史上暗而不彰,遮蔽对其思想特质的厘定。回到具体文本和历史语境下,张九成实际上是接续和推阐两宋之际道学的核心话语,主张以心为本,万物皆由心出,以及通过收缩到意识之内的内向、简约工夫回归形上本体之心,在理学的范式内,开出新的面向,从本体到心性,再到工夫建构出近乎圆融的心学雏形。     

理学范式,心学旨趣:张九成思想特质辨析

张九成作为杨时高弟,二程再传,是两宋之际复振洛学的中流砥柱,然因朱子为清理门户、建构道统而对其予以严苛批判致使其在学术史上暗而不彰,遮蔽对其思想特质的厘定。回到具体文本和历史语境下,张九成实际上是接续和推阐两宋之际道学的核心话语,主张以心为本,万物皆由心出,以及通过收缩到意识之内的内向、简约工夫回归形上本体之心,在理学的范式内,开出新的面向,从本体到心性,再到工夫建构出近乎圆融的心学雏形。     

《新闻传播》建构与传播道德偶像的效果分析

《新闻联播》经常通过建构道德偶像的方式来弘扬主流价值观,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通过对央视《新闻联播》道德偶像建构活动的传播效果考察发现,受众对其建构的道德偶像进行了多样化的解读。从传播语态、话语建构、新闻框架三个角度对该节目建构道德偶像时采用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探讨其值得商榷之处,推广其成功的策略,对于建构道德偶像、促进道德感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