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

早期启蒙论的代表人物萧萐父先生以构建中国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走进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深处,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近四百年的学术思潮、社会风习、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认为中国有着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提出这一启蒙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根芽和结合点。只有以这一历史结合点为逻辑起点才能真正寻求到中国现代性的源头活水。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学说。通过追寻萧先生早期启蒙说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以对话的视角来分析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以系统阐释这一理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思想先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依据、从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果断而又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     

历史·正义·科学:苏格兰启蒙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三题

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关系是一项以往受到忽视的重要学术议题。基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苏格兰启蒙哲学以崭新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关于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而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引导启蒙精神向社会物质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而言,苏格兰启蒙学派分别在历史观、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三个层面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与问题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深入挖掘苏格兰启蒙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承与分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与理论深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本质内涵,以及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重建劳动主体性与解放的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进化论范式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消解——兼论其人学理念的缺失

进化论范式造成了存在意识的严重缺陷,压抑个人本位意识,使族群与个体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紧张,在生存样态的选择上,自在存在优先的取向遮蔽了对自为存在的价值关注;在理解和解释人权时,进化论思维多途径地造成了人与人权的疏离,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最大缺陷.进化论使启蒙的价值诉求转变为社会制度变革的诉求,遮蔽了对启蒙内在精神和启蒙主题的关注,也极易造成制度变革后启蒙的"合理"中断.     

个性意识在“扬州八怪”画家群体中的觉醒——以金农为例

中国文艺向来重视传统与流脉,书画艺术尤其如此。文人书画家向来深研传统,在传统的脉络中传承与创新。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更注重的是合乎"理",合于"矩"。自明中晚期至清初的徐渭、石涛、朱耷开始,中国绘画却出现了创作意识与审美风格的个性化。而在清中期以"扬州八怪"为核心的扬州画派中,更是凸显出画家强烈的个性与个体意识,在绘画思想中显现出创作的独特性导向,这使扬州画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扬州八怪"之怪,很大程度上也是怪在个性与个体意识。文章试以金农为例,分别从金农的落款、墨梅、漆书三个角度分析个性意识在中国文人中的觉醒。     

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在传统伦理和现代市民社会之间

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象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

当竹内好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时,他显示了一种跨-普世性的构想,即普世性不是由西方所赋予的普世性,东方也参与其中,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追求更完善的普世性。本文延续竹内的问题意识,通过比较日本和中国来思考启蒙与宗教的问题,分析的人物是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之现代启蒙的福泽谕吉和胡适。胡适的启蒙是一种"浅显"的启蒙,它拒绝个体精神深层这一形而上学装置,这缘于胡适是标榜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福泽谕吉的启蒙也不是西方现代启蒙的复制,而是东亚具有的另一种不同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浅显"的启蒙。如果不是像福泽那样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而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批判儒教,揭示其可能性的条件,那么日本现代启蒙的形态应能大大改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胡适推动的中国现代启蒙。在今天的东亚思考启蒙,我们必须追问如何批判儒教和整个西方现代启蒙,为此,胡适和福泽谕吉应是必须被超越的人物。     

启蒙的天敌:犬儒理性论略

犬儒主义是一种具有无原则地怀疑、有意识地虚假、不反抗地愤世三大特征的后启蒙虚假意识。犬儒理性根源于自我保存和自我主张的人性有限性,与启蒙理性一起构成人性辩证法结构——人性的双螺旋体。当启蒙遭遇自己的天敌犬儒时,主体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超越人性论意义上的犬儒主义有待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德性伦理、个体信仰和独立人格形成的合力作用。     

中国问题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读王杰等著《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从文学艺术的向度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流变发展的特殊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研究,都需要凸显"中国的问题意识",需要将其置放于更为宏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加以考察。王杰等著的《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显示出中国学者在此方面所进行的有益探索,由此开启了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模式。     

早期启蒙说的当代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阵营内的式微论、逝去论、错误论,阵营外的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早期启蒙说形成冲击。早期启蒙论者除了守护明清启蒙外,还必须勇敢地释放出早期启蒙说内含的中国启蒙的整体性,通过强调中国启蒙的原初并生、代际传承、兼容并蓄、自主创新,利用与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通等,回应早期启蒙说阵营内部分裂和西学以启蒙一般整体压境,造成的对早期启蒙说和中国文化的冲击。从根本上说,早期启蒙说唯有从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内发原生的历史任务中走出来,以启蒙的本土化立场和汇集资源,承担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能富有生机活力。早期启蒙说具备这种承担和支持能力。     

移情的启蒙: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述评

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是英语国家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道德思潮,汇聚了当代西方反理论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批判性思潮为一体,力图从道德情感主义的进路回应规范伦理重建和启蒙筹划问题,拒斥传统道德哲学的规则主义倾向。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主要以女性关怀伦理学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内容代表,它们在理论上注重经验描述的方法,在价值观上主张"关怀/关心"地行动优先于抽象的道德规则,对"他者"的责任意识优先于对"个体"的权利意识,这些内容主张反映了当代西方在道德理念上的进步。"移情"是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它被当代道德情感论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反映了当代道德情感论者注重追求道德行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以及由此对道德行为者产生的实际心理感受的伦理精神。"移情"的提倡也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孕育出一种"移情的文明"之启蒙精神。     

王夫之尊“我”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分析

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既有一个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有一个隐然成形的内在逻辑结构。在存在论层面,王夫之论证了肉身性之"我"在尽孝、尽忠的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在道德领域中他激烈地批判历史上诸种"无我"论,要求挺立个体之"我"作为道德承担者与实践者的主体性地位,殷切呼唤豪杰精神,号召个体具有承担"大公至理"的道德担当意识。在认识论及社会历史领域,其尊"我"思想表现为重视"我"的认识能力与认识主体的地位,在"变化日新"的历史过程中对"明日之吾"(即未来之我)充满着期待。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是对阳明心学重视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正面继承与发展,初步体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重视个体精神的思想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在通常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是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则是同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本文主张,只有把这两个研究领域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个主题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这一普遍性价值的实现时,也必须充分兼顾到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传统的亚细亚牛产方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错位和启蒙的缺失上.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努力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发展,并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契约社会,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契约意识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长期影响,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从而对统治者的行政和民众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这种规定是不成文的,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其次,这种规定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往往具有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力量。在《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这种道德层面的契约关系并不鲜见,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就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解答,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

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的、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它的勃兴与涌流的动力源泉,主要是来自其自身社会的新旧转型。新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势力的崛起激起新的文化群体崛起与新的思想观念的滋长,进而完成对原有文化传统的批判与更新。由此,西方酝酿起近代早期启蒙即文艺复兴运动,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的近代启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展现为一个探索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包含四个阶段:一是"实践意识"的觉醒;二是"体系意识"的重构;三是"问题意识"的凸显;四是"形态意识"的呼唤。从"实践意识"的觉醒到"体系意识"的重构,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重在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束缚,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形态,为改革开放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提供理论支撑。从"问题意识"的凸显到"形态意识"的呼唤,重在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它具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第三,立足中国实际,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第四,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研究。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前提。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本质规定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以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要意义;其次,必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再次,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盟,并由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研究。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进行了全面阐述:立足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继承注重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传统,论证了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循着与传统修身思想相似的思维理路,从马克思主义人性历史性生成的视角论证党性修养的可能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思想中"重学""内省""慎独""知行合一"等内容,揭示了党性修养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风格、理论视域的时空转换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探索不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光辉典范,而且对新时代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群体意识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量。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引导人们把群体、社会以及民族利益作为高于一切的东西,深入人心,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群体本位意识,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双重影响。民族凝聚力主要是群体的力量,但只讲群体不讲个体的凝聚力,是缺乏基础的、虚假的。要把群体和个体有机结合起来,促使中华民族凝聚力走向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