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资本论》的三重拜物教批判

马克思宣告宗教批判已经终结,继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转向对现实的批判。本文旨在探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一以贯之地推进其宗教批判,思路,分别从三个层面考察宗教批判"道成肉身"转化成了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由此揭开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实质的神秘面纱。以宗教批判为线索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和其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之关系所作出的批判性反驳,此外,对于研究改革开放视域下中国社会意识变迁之哲学基础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试论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对物的问题的关照方式,试图以《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一节为分析文本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的讨论是否缺乏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激进性维度。围绕对物的追问,本文从三个方面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首先,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的讨论消解了抽象的物的存在,物成为非实体的关系;其次,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批判让物作为与人的对抗性存在得以重现;最后,在凸显了人与物的对抗性关系中解释了人的物化现实,同时以历史性的视角将物的价值从自然属性转变为社会属性,从而使得人的物化成为可以被改变与超越的现实。这正是物的激进性维度在《资本论》语境中的呈现方式。     

《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

《资本论》从总体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型。在日常生活层面,商品交换使人进入一个形式化、结构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在社会结构层面,资本逻辑的展开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呈现出形式化、结构化特征;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结构化运转,使得社会意识主要体现为拜物教意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批判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逻辑的运行与人的社会存在状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从资本逻辑入手重新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既是深化中国的《资本论》研究的现实切入点,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伦理向度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巅峰鸿篇巨作,其内蕴的精深的伦理批判思想,既不是科学实证主义的逻辑化伦理批判,也不是抽象人道主义的表面化伦理批判,而是瓦解资本逻辑的现实伦理批判.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剖析中马克思伦理批判的这一特质得以彰显,因此,厘清商品拜物教批判的伦理向度的总体特质、基本环节和现实意义,有助于识破商品拜物教以"物"掩盖"人"的虚假伦理外观,从而更深层地理解马克思现实伦理批判所具有的社会效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他的重建形而上学工作。由此,他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着重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分析马克思有关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的原理。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一般劳动”概念的四个层次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导逻辑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逻辑。交换价值所建构的客观抽象的"一般劳动",是这一文本的重要批判基点。这种通过交换和货币所建构的"一般劳动"是一种客体性的"一般劳动",从而不同于《资本论》中价值概念所代表的主体性的"一般劳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主体性的"一般劳动",尤其是在对机器大工业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了机器生产所建构的两种不同的一般劳动形式。这些概念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科学的价值概念奠定了基础,也推动马克思在解读视角上完成了"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运动"向"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运动"的过渡。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定在概念

在马克思的原始文献中,他并没有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的观点,从德文原文看,马克思用以表征历史唯物主义关键性原则的概念是社会定在和定在方式。虽然在1845—1847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定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刻意回避使用定在概念,但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重新启用社会定在等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并由此揭露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的秘密。社会定在决定人们的一切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原则。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辩证特性及其当代启示

<正>严格地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完成其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绝不仅仅在于从客观性的维度揭示物与物之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商品问题与《资本论》解读史上的三段公案

《资本论》研究形成《资本论》的解读史。在《资本论》的解读史上,有这样三个非常重要的公案,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着商品问题而展开的。奈格里公案引发我们追问商品概念在《资本论》中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和价值;詹姆逊公案厘清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三章(从商品到价值),马克思到底要揭示什么;柯尓施公案试图澄清为什么《资本论》的理论主题是商品拜物教而不是剩余价值理论。三段公案再一次强调了对《资本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商品概念。商品是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本质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对“商品的社会形式”之内在危机特性的探讨——一种超越抽象同一性维度的思考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发现,货币的出现所导致的买卖的时空分离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而马克思对于李嘉图等人的批判则试图表明,否认这种普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发现商品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这种商品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通过"价值形式"概念充分表现出来的。从经济危机的视阈中理解商品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我们发现商品的社会形式并不是一种作为"社会劳动"的抽象同一性,而是对于这种抽象同一性的否定性实现。更进一步,商品的社会形式不仅是一种矛盾形式,也是一种危机形式。     

“感性世界”的重构与《资本论》的世界观

近代认识论中的"感性确定性"批判及感性世界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必要理论前提和思想路径。马克思对感性世界进行了存在论分析,区分出感性世界的不同存在层次,即感性直观、感性对象与感性活动,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科学实践观的感性世界观。马克思将特定认识论问题转化为社会历史存在论,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为拜物教批判、资本统治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感性世界观深化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物化结构的世界观,从而在理论范式、问题意识和思想视域层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     

拜物教之“物”的分析

拜物教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范畴。物、物化和物象化概念是一组与拜物教密切相关的概念群。拜物教之"物"有两重意蕴:一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人在观念和行为方面认同物的逻辑;二是物与物的关系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拜物教之"物"的社会表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人役于物;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算计和效率;流动性。物之解读的意义在于,既看到当今物之时代强调规则、秩序、能力、形式的必然性和进步性,避免简单化的道德批判,又看到它的局限性和现实超越的长期性。     

“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

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认识对象"。唯此,《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货币的隐喻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之谜”

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修辞性质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兴趣和注意,但这种理解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及其对现实的再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因此,本文的主旨是通过解答马克思解答货币之谜时所制造的文本的"货币之谜",以说明马克思使用的隐喻及其所构建的货币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一种隐喻学。     

辩证法与主体: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论黑格尔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是事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及其主体向度理解的重要理论问题。为反叛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辩证法庸俗化为缺乏内容奠基的形式方法,青年卢卡奇开辟出"近黑格尔阐释"路径,立足于"总体"范畴确证深入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法。但其与马克思返回黑格尔诉诸于历史辩证法仍有根本区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并不缺乏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主体向度,为此他在《资本论》中洞察到资本的自我活动与"绝对理念"辩证运动的内在相似性,揭示了资本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对人之主体性地位与作用的消解。青年卢卡奇则基于劳动本体论指认社会历史的总体由劳动建构,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通过自我认识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物化现实,但这一主体解放策略因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备受批评。     

木偶与侏儒——马克思与基督宗教“联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

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显示,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形态越来越具有宗教性质,俨然成了当代人的宗教,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采取一种神学批判的进路变得极富挑战。在《资本论》,马克思把"市场体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宗教体系",认为基督教是最适合作为一种商品生产体系的一种宗教形式,他深刻地理解到金钱与宗教、资本主义与末世论愿景之间的深刻关系,这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可以探取一种神学批判的。本文即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与传统宗教社会学不同的进路,以神学批判的进路揭示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更是神学的。     

卢卡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伦理学解读——以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为分析资源

卢卡奇在其晚年所写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从劳动作为目的论设定的社会存在初级形式出发,阐发了他所解读的马克思《资本论》及手稿中蕴含的哲学伦理思想,这种解读与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截然不同而又颇具高度。卢卡奇认为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必须在理解思路上厘清马克思的方法。通过对本体论基础上的价值分析,以及对伦理应该、伦理自由、伦理异化等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分析,卢卡奇既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又分析了斯大林式僵化意识形态错误的历史根源。     

《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

本文在梳理国外"新辩证法派"对《资本论》解释的基础上,使用文本对照的"互文性"的解读方法,阐明《资本论》前5章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和"本质论"相关范畴或环节之间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展现《逻辑学》对《资本论》的重要影响,表明马克思批判性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创造性地建构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形式的体系;另一方面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充实和丰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经验内容的理解。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祛魅的启蒙限度——马克思反思宗教批判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宗教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祛魅”观念的双重反思。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宗教方案，马克思认为其架通无限与有限的“中介”无法克服两个世界的割裂，反而导致了“泛神论”在世俗领域的“复魅”。此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属于当代学者泰勒所刻画的“化减论证”与宗教祛魅的世俗化延伸。然而，马克思主张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并非相互重叠的同一过程，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引申，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批判尚不能够等同于一般宗教批判意义上的“复魅”批判。“复魅”批判实质上作为“祛魅主义”的逻辑延伸，并不足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物象化”关系所映现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蕴含了对启蒙理性及其批判限度在不同层次的反思：既反思了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分别在启蒙逻辑中的运用，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澄清了18世纪启蒙方法论在批判现代“复魅形式”时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