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人性论新探

荀子的"性恶论"是以特定的人性的内容为基础的。事实上他并不关心"性"是否让人成为了人,而只注重这"性"让人产生了怎样的行为。在荀子看来,属于性的东西有两种:人本身具有的基本能力(如目辨白黑的能力)和欲望。而荀子所谓的那种人本身具有的基本能力是无法推动人产生行为的,因而行为产生的原动力就落在人的欲望上,而"恶"也最终落脚在欲望上。因此,人的弃恶从善也最终转化为如何对待欲望。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

本文认为,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之“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所谓的“伪”。也即是说,在荀子这里,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与规定的概念是“伪”而不是“性”。所以虽然荀子有“人之性恶”的说法,但若从“伪”的角度说,荀子其实是个“性善论”者。     

荀子人性论再解读

荀子"人性"包含本然性即自然属性和实然性即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二者并非静态并列的关系,而表现为从本然性到实然性的落实与发用的动态过程,依次展现为从人的内在生命机理显现为自然本能、从自然本能外化为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倾向的过程,此过程与人从出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相表里。荀子论"性",始于"性伪之分",此性为本然性;论善恶,终于"性伪之合",此性为实然性。善恶皆属于"性伪合",是性与不同之伪结合的结果。荀子言"恶",意在强调人要对社会化过程极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弊有高度的警醒和自觉意识,并通过礼义教化及时进行防范与补救。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易传》人性论探微

对<系辞>等传中论及人性及其与天道之关系的文字,古今学者的理解各有心得.作者认为,行<系辞>论性语义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赋予人的这种善得到了完成和显现.并且认为,<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认为"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都是在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肯定人性善的,故否定<易传>有性善论,以为<易>、<庸>、<孟>的人性说致思路数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合实际的.作者又认为,将天道赋予人道正义的意义又返而以支撑人道原则,自<易传>已然,宋儒的天道性命学说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故否定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也是不合事实的.作者还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的主题是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对人道的自觉与自信,其中凝聚的积极善良的正气,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神.     

逆性与顺性——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紧张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逆性与顺性的内在紧张 )来讨论荀子的人性论。逆性的思想主要表现于《性恶》一篇。但是 ,荀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表现于此篇中 ,而且还表现于其他篇 (如《礼论》、《王霸》等 )。本文认为 ,在《性恶》以外的诸篇中 ,荀子有明显的顺性思想 ,从而意味着性不恶。针对一般论者只局限于《性恶》一篇来考察荀子的人性论 ,本文强调他篇的意义。本文还试图从几种路子来解释荀子人性论逆性与顺性的紧张 ,并把他的性恶论与韩非以及西方的性恶论略作比较。     

从《劝学》《性恶》的多个比喻看荀子及其后学的人性论

研究荀子人性论的学者大多被《性恶》反复论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诱导。但是,性恶思想仅见之于《荀子》的《性恶》一篇,其他篇均无此思想。以性恶解读《劝学》,肯定是误读,因《劝学》论述所用的青蓝之喻、冰水之喻、木金之喻、蓬沙之喻、芷之喻等都不显示人性恶。同时,《性恶》后半篇以良弓、良剑、良马比喻人性,与前半篇以曲木、钝金比喻人性是不一致的。事实上,《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的论说文,而是荀子后学关于人性之杂言杂语的汇集,主张人性恶者背离老师,主张人性不恶者继承老师。荀子后学对人性的看法的分歧体现于《性恶》之中。     

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

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度;不论是《竹简》还是以后的《诚明》,都受到古代“生之谓性”传统的影响,由于《诚明》主要是道德人性论,并提出“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比之竹简向前发展一步。     

周敦颐的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路

周敦颐认为,人的性命有本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在本然层面,人人皆直承终极大宇宙根基根据之诚而来,拥有纯粹至善的性命本然;在实然层面,人因禀受气质的差异而具有了不同的人性。前者是人成就圣人的充足资源,后者的障蔽可以超越。成圣成贤不仅可能,而且应当。为此,人应尊道贵德,作无欲主静和思的德性涵养修为工夫。周敦颐以此推出了其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路,初步构设出了一个以性命心性论为根基的、贯通天人的思想系统,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厚重基石。     

《春秋繁露》人性论与先秦性情思想

董仲舒人性论中性善情恶(性阳情阴)思想是在先秦诸子的性情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建立在先秦天命至人性疏离分化的基础上,由心性两分进而性情两分,最终引入阴阳观念,而导致性善情恶理论的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只是叙述、逻辑上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历史的、时间性的过程,在先秦人性思想演进过程中,上述分化、演变往往同时、乃至在同一文本内部交错进行,并因思想派别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心性、性情的分疏离合过程其本质则是人的自然之性与哲命、义理之性的分疏离合之过程。     

大一统下的致用——论贾谊对荀子礼治思想的改良

面对社会环境从战国末的分裂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贾谊试图通过继承和改良荀子的礼治思想来为汉帝国提供一种有效且长久的统治方式。在致用观念的影响下,贾谊从礼制、君主与社会三个层面对荀子的礼治思想进行了改良：在礼制层面,贾谊扩大了礼治的等级范围、弱化了礼的“自修”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礼治等级的外化表现;在君主层面,贾谊转而注重君主道德形象的塑造和对太子的教育;在社会层面,贾谊由反私斗扩大到净世俗,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究其原因,当与秦朝“以法治吏”“以吏为师”的历史教训、士人自主性丧失而君主权力加强的大一统困境、汉室平民出身且游侠风气炽烈、社会积贫积弱以致革新求变迫切等因素有关。在贾谊的改良之下,荀子的礼治思想经历了一场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王制》《非相》的情性-义/辨说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存在着性恶、性朴之争,以及调和二者的观点。但以上做法均对《荀子》文本做静态的理解,往往取《荀子》某一篇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排斥观点相反的其他各篇,或将不同篇的内容强行统一在一起。其实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也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     

隐藏的对话者——关于《荀子》之“伪”与《老子》“无为”关系的思考

尽管《荀子·性恶》中对孟子性善论作出强烈的批判,但是详细考察其中"伪"的观念,会发现荀子其实针对的并不是孟子思想。事实上,从多个角度都可以证明荀子"伪"的思想对老子"无为"思想作了直接的回应。荀子在没有明确提及老子名字的情况下,把他当作一个隐藏的对话者,从而给读者以主动发现文本之间联系的权利,同时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从《老子》开始,隐藏的对话者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先秦以后得到继承。因此,主动寻找文本中隐藏的对话者,将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方法论。     

文质论视野下的荀子人性论——兼评性朴论之争

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荀子性朴还是性恶的讨论,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争论。笔者并不赞同荀子性朴说,但认为性朴论者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荀子在《礼论》中提出性是本始材朴,是对何谓性的定义,而非对人性善恶的评判,故与性恶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荀子非常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文质论传统,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讨论人性与礼制。他在《性恶》等篇中将作为质的人性理解为恶,但在《礼论》等篇中又非常肯定情与质,这展现了文质论的理论张力。相对而言,孟子对文质论没有像荀子那样讨论得那么深刻,但性善论更符合文质论的理论模式。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说

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富国》《荣辱》可能为荀子居赵时作品,反映了其前期的人性论思想,其特点是提出了情性-知性说,将情感欲望与材性知能都称为性。一方面认为顺从情性或情感欲望会导致争夺、混乱,因而蕴含有情恶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知性可以作出抉择判断,制作礼义,知者为之分,实际是将知性看作善的来源。这为后来《正名》《性恶》篇中的性-伪说做了理论准备。后荀子通过对性的两重定义,将性主要限定为情性,同时又提出伪的概念,以概括能知和所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前期思想中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