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吸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三步走”“共同富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话语概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称谓、重要目标、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基本路线、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邓小平在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坚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扬弃与超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话语基础。     

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这一话语既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国家制度的具体领域,也包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具有自我完善机制等国家制度的总体特征。毛泽东在立足制度现实的基础上,采取了两种制度比较、新旧制度比较、立足社会发展规律、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大背景等具体方法。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新中国制度认同,赢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制度优势的认可。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变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先进性与革命性之间的张力,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藏线索,理解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钥匙。1949年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了两次转向。第一次是从强调革命性的阶级分析转向强调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分析,但这一次转向使农民话语中的紧张关系愈加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话语转向,重新回到以革命性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只是从表面上缓解了话语的紧张,并没有真正解决理论的内在矛盾。不过,虽然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反复,在实践上也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始终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重要遗产。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

"中国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在话语立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排斥性,中国梦适应全球化时代各国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趋势,显示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话语内容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普遍性和一般性,中国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中国化,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在话语重点上,中国梦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转变为强调实现梦想的"建设"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上的时代化。     

十月革命与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建构

毛泽东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借助十月革命,毛泽东诠释中国革命的条件与性质,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展示中国革命的前景,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要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话语体系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国古代以"民"为核心的"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现实出发,变革了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话语核心的转变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表达,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实践"的内在张力与话语转换契机的开启--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研究新探

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研究面临着从批判性导向向建设性导向的话语转换的需要。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法律规范意义的一贯抛弃态度,是实现话语转换的困难所在。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发现否弃法律的规范意义并非马克思思想的固有逻辑。而籍由马克思实践思想中所蕴涵着的实践的内在张力性框架,可以把法律的规范意义容纳进来,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研究谋求自身内部话语转换的可能和契机。     

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境况及其建构

在信息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科学估价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现实境况,强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的话语权,以巩固马克思主义道德在中国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已构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研究的学界视角、现实境况及其当代建构构成本文讨论的重要内容.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实践路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掌握革命话语权的现实需要,通过开展诸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理对话,逐步形成深入结合中国实际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实践路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构建三民主义理论时,将中国国情纳入考察范畴,并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具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创新话语方式、扩展话语内涵、提升话语能力的重要标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由概念提出、学理对话,逐渐过渡到形成革命运动的实践阶段,“社会革命”由此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过程与实践路径,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折射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重建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试图在传统的宗教基础失效之后,重建道德,为道德规范提供新的基础。通过对道德意识的思考,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内在超越视角,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虽然话语伦理学仍有自己的理论局限,但它的道德视角重建却为在当代多元化社会中达成规范共识指出了一条途径。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明儒学案》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明儒学案》与其所属学术传统割裂开来。《明儒学案》并没有超出传统上"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史观,它是以总结明代儒学为途径、以表彰刘宗周之学为目标的道统论著作。刘宗周建立了一种从整体上超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哲学立场,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达的道统史观,把存在诸多差异的明儒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其话语特色是:既按各家思想自身的逻辑突出其特质,又使各家思想以参证、彰显刘宗周之学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体系之中。     

元话语理论

元话语作为话语分析领域内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元话语可以引导读者去组织、诠释、评价主题信息，并促使他们对写作内容做出反应。本文首先系统的讲述了元话语的界定，其次介绍了元话语的分类和功能，然后回顾了元话语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 ——再论新时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伦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既与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又有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种资源,使伦理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进一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正确方向。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构建新时代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合理路径。     

海德格尔、启示和上帝话语(节选)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析发展出一种对启示的新理解,这对神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不仅可以作为神学思想的一种范式,而且可以作为把启示事件理解为世界化话语事件的一种手段。在这里,世界化话语事件就是上帝话语事件。论文在考察海德格尔对存在-解蔽事件的分析之后,详细讨论了如何把这种分析用作理解上帝话语的一种形式基础。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论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思想中～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对待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一、文化扬弃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人类社会一切文化形态在发展中不断扬弃自身，实现其新质对旧质不断超越的客观规律所建立的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所谓文化自身的扬弃，是指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普遍形式，它体现了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发…     

论尼采对启蒙话语的挪用

尼采的很多言词都容易被误解,尤其他笔下的创造、自由、上帝死了这些启蒙话语;其实,这些话语在尼采的思想整体中有特殊含义。尼采对这些话语的使用,是一种挪用;通过将其作为自己的修辞面具,尼采一方面隐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表达了对现代启蒙知识人的特定态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萌发与思想发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本贡献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在该文中,马克思也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以哲学批判为主导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辅助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坚持从哲学层面分析“物质利益难事”的同时,使用了“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这些话语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价值论和资本批判的方法。当然,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不成熟,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处于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