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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白云观收藏的《正统道藏》,是明代正统皇帝御赐白云观的。至今,白云观斋堂廊南墙上仍嵌有“赐经碑”。遗憾的是,这部珍贵的《道藏》已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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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对《正统道藏》进行的影印,是商务重心由出版教科书为主向影印善本古籍、出版学术书籍转变中一大事件,这不仅是整理国故中的重要一环,而且这一相对系统基本材料的重版,对后世研究的兴起居功至伟。通过对商务出版《道藏》过程的梳理及研究,显现出张元济在晚清民国延展人脉的具体方式与思路,进而检视、发现由此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标签化历史认知的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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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针灸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道教思想不仅直接影响到各医家对医书卷篇的排次与分合,还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和注释。医药书籍占《道藏》内容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医经、养生、气功、内丹、方剂、养性等各类文献近千种。其中有些医书属于孤本、珍本、秘本而仅存于《道藏》中。1针灸作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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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奉教育部指令试图保存崂山太清宫藏明《正统道藏》,因学校改组未能办成。但在此过程中,国立青岛大学两位学者翻阅过崂山《道藏》,并撰写出两种最早的《道藏》研究作品:其一为丁伯弢,撰短文《道藏考略》及《道藏续考》;其二为曲继皋,他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共赴崂山读藏,撰长篇论文《道藏考略》,为现代《道藏》研究开先之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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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明代《正统道藏》之后,《道藏辑要》是最重要的道教丛书。《道藏辑要》一书的形成至今仍是个谜,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它有三个主要版本:一为彭定求(1645-1719)编原本,二为蒋元庭(1755-1819)增补本,三为贺龙骧、彭瀚然最终修订本。与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观点不同,本文力图证明《道藏辑要》实际上只有两个版本(版本二和版本三),而所谓的彭定求本纯属虚构。在对蒋元庭之同代人闵一得(1748/58-1836)的作品进行研究后,我们证实蒋元庭确是《道藏辑要》的编者。在闵一得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道藏辑要》在江南地区与"吕洞宾崇拜"有关之道教社团中的影响;在巴黎藏本《道藏辑要》(这一版本与藏书家丁福保编制目录之版本十分近似)中,这种影响的痕迹更是十分明显。在此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使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道藏辑要》的复杂文本历史,以及它在推动清代道教纯粹远景及扶鸾崇拜中的角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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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以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文为主,杂采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及唐玄宗<御疏>等,非唐玄宗所撰;认为是五代后蜀乔讽所编<道德经疏义节解>原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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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原二仙庵所存《道藏辑要》经板,是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道藏辑要》版重刻的。该书共有二百四十五册,其字板系用梨木雕刻而成,共计一万四千多块,每块是两面刻字,一面两页。此书按二十八宿顺序排列,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雕刻字板这一工程,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二仙庵严永和方丈发起,由各方善士捐助而开始的。严永和羽化后,又由宋智和及王复阳两位道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承继下来,历十五年之久,至民国四年(1915)才告竣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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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近日,一通傅增湘(1872-1949)向友人推荐《道藏》影印本的书信被发现,笔者有幸获见。此信尚未见有公开披露者,颇具研究价值,殊为难得。为此,酌加整理,转录信文如下:慎之先生,执事敬启者:京师白云观《道藏》为海内孤帙,古本秘籍多世不经见之文,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圆,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现在影印开始登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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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胞阮适庆、汪颖丽伉俪,向天台山桐柏鸣鹤观,赠送明代《正统道藏》一部,共61册,于五月二十八日,由香港空运至杭州,二十九日送至天台山鸣鹤观。天台山桐柏宫,是中国道教全真道南宗的发源地。桐柏宫,系唐景云二年(711),由司马承祯所建,被道家称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后世天台山张伯端一派,以炼养为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