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策略对日常生活事件与情绪体验关系影响的多层分析

运用经验抽样法对154名大学生的日常情绪体验、生活事件进行为期14天的追踪调查,通过多层线性模型（HLM）探讨日常生活事件与情绪体验的关系及情绪调节策略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多于消极情绪体验。在个体内和个体间水平,消极事件都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事件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事件对消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只在个体间水平显著。表达抑制这种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增强消极生活事件与消极情绪体验的关系。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悲喜交加”的概念、测量及相关研究述评

"悲喜交加"是一种同时体验到高兴和悲伤的混合情绪体验,在个体面临有意义的事件即将结束,或即将失去曾经拥有的美好事物时所产生。"悲喜交加"产生的前提是混合情绪体验的存在,其强度可用"高兴"和"悲伤"情绪体验值中的最小值表示。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个体体验到该情绪的强度与老化正相关,并能引起注意的积极效应。悲喜交加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普遍性,同时也具有文化特殊性。未来研究应拓展悲喜交加情绪在文化特异性、性别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促进其在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应用。     

元情绪对情绪感受的抑制作用:来自ERP的证据

基于情绪的发展性问题考虑,利用ERP技术对个体具体情绪状态到元情绪状态这一发展过程进行探索性研究。采用情绪的图片感知范式,2(情绪状态:情绪体验和情绪自我觉察)×4(情绪类别:愉快、悲伤、厌恶和恐惧)的被试内实验设计。结果表明:个体报告元情绪状态比报告基本情绪状态所用反应时更长;约在图片呈现后250ms,个体报告具体情绪体验与元情绪觉察出现ERPs的分离,且对自身情绪进行觉察的过程中的ERPs波幅更负。结论:具体情绪体验与元情绪自我觉察存在不同的神经机制。个体元情绪自我觉察对情绪感受具有抑制作用,元情绪自我觉察会降低个体情绪感受的强度。     

情绪调节的发展及其与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追踪法考察情绪调节的发展及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对569位来自于上海地区的初中预备班和八年级学生进行测查,并于10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测查。 研究发现,随着个体的发展,其正性情绪体验逐渐减少,各种情绪调节态度的强烈程度均下降,情绪增强调节的使用呈递减趋势;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三者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情绪调节发展;在测试阶段一较多使用情绪减弱调节的青少年,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情绪能力提高的幅度较大且体验到更多正性情绪,说明了该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更高的适应价值。     

感激情绪的认知评估体系

本文从情绪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 通过3个研究探究与感激情绪有关的认知评价维度, 进而建立感激情绪的认知评价体系。研究1使用回忆不同类型的情绪性事件法初步探究了感激情绪的认知评估体系; 研究2使用操作认知评估维度法探究了认知评价的变化对感激体验的影响; 研究3使用故事情境法分别从个体特质和情境因素的角度, 探究个体特质与感激情绪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个体认知评价的影响, 进而为感激情绪的评价体系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研究1发现感激情绪体验与受关怀感、符合道德规范和他人负责性3个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2发现3个认知评估维度体验的有无均会导致个体在感激情绪体验上出现显著差异。研究3表明感激特质可以预测个体的认知评价和感激情绪体验; 同时, 受关怀感、道德规范、他人负责3个认知评价维度在感激特质与感激情绪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结论：3个研究结果表明, 受关怀感、道德规范、他人负责性3个认知评价维度与感激密切相关, 并在区分开感激与自豪、亏欠感等情绪中起重要作用。因此, 这3个认识评估维度共同组成了感激情绪认知评价体系。     

生活事件与中学生学业拖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旨在考察近端压力(生活事件)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并检验状态焦虑的中介和远端压力(童年期虐待)的调节作用。以750名初中生为被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Aitken拖延问卷(中学生版)和儿童虐待问卷进行测试。结果显示：(1)在控制年级后，生活事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拖延；(2)状态焦虑在生活事件和学业拖延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生活事件→状态焦虑→学业拖延”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受到童年期虐待的调节。具体来说，相对于童年期受虐程度较高的个体，生活事件对童年期受虐程度较低的个体的状态焦虑正向预测作用更大。     

浅析消除逆反心理的现实意义

一、什么叫逆反心理目前心理学界对逆反心理持有不同说法:①逆反心理是对一种主张、观点持相反的对立的论调和看法;②逆反心理是对某一人物和事件的宣传持有戒心、对立和反感情绪;③逆反心理是对方产生同当事人的意志愿望相对立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与人的愿望相反的一种心理状态;④逆反心理是一种与一般人对立或相反的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⑤逆反心理是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批评或惩处)引起周围人们对被处理者的同情、支持,而对处理者的抵触、反感、对立情绪,有的表示同情,有的不服,有的公开为之辩护,等等。     

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与情绪体验

他人不同的权力水平会引发个体不同的权力感知,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以往关于权力与情绪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个体自身作为权力目标时的情况,而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来探究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实验一采用回忆法,从情绪效价和趋近/回避动机的角度分析个体唤起的情绪反应,发现个体在与不同水平的权力目标交互过程中均表现出了明显的混合情绪,且相比于远距离的高权力目标,个体与近距离的权力目标进行交互时容易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趋近动机倾向; 实验二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启动被试的混合情绪,发现以积极情绪为主的混合情绪的唤起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距离内的权力目标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权力感知。     

生活事件、性格对某些心身疾病的影响的调查分析

本文用生活事件经历调查表(LEES)对278名心身疾病者,282名癌症患者和 273名健康人(对照组)作调查。结果表明:心身疾病和癌症患者病前出现应激性事件的频度(人次),及对事件产生负性情绪体验的强度(得分)皆明显高于对照组。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中,家庭事件因素的频度和强度均较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是心身疾病和癌症的重要前因之一。生活事件强度体验与个体个性特征、应付策略和社会支持有关。     

去焦点化提升体验幸福的积极意义及心理机制

去焦点化是指通过操纵个体对焦点以外的非焦点事件或因素的关注, 从而减少焦点事件对个体认知判断和情绪影响的一种策略。如何利用去焦点化减少聚焦错觉对体验幸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提升体验幸福, 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热点。研究发现, 可以通过去焦点化策略, 减少个体对不同类型消极情绪的聚焦错觉, 以达到提升体验幸福的目的。其心理机制可从注意分散假设和情感加工理论进行解释。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 (1)一般去焦点化与自我相关去焦点化的比较与探讨; (2)去焦点化对后续体验幸福的影响; (3)重新聚焦对个体体验幸福的影响。     

辩证思维与辩证情绪的因果关系探究

辩证情绪是指个体对同一刺激同时体验到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一种心理状态.为探索辩证思维和辩证情绪的因果关系,在研究1中首先收集和筛选了诱发辩证情绪的视频;在研究2中,选取219个被试,先通过思维启动改变被试的辩证思维程度,然后考察辩证思维程度的改变对随后诱发辩证情绪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思维启动(辩证思维和线性思维)引起的辩证思维程度的差异显著,辩证情绪诱发效果显著,辩证思维在启动类型和辩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这揭示了辩证思维程度的改变确实引起随后诱发的辩证情绪强度的变化,即辩证思维和辩证情绪存在因果关系.     

情绪自旋及其心理健康功能

情绪自旋是度量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一种非认知性的人格特质。其通常采用经验取样法或日间重构法来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进行每日动态跟踪, 并根据测评周期内的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矢量角度的跨时间标准差来反映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的时间波动特性。基于情绪事件理论, 日常负性事件经历及其评估导致了个体情绪自旋的产生, 而动态情绪模型进一步解释了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功能的阻碍作用。未来应在情绪自旋的心理健康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负性生活事件与儿童反应性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一个有多重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977名9~14岁学生为对象,探索负性生活事件与儿童反应性攻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反应性与主动性攻击性问卷、Rosenberg自尊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版)–情绪稳定性维度问卷,建立了以自尊和情绪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描述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应性攻击性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可直接影响儿童反应性攻击性的形成,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情绪稳定性来影响反应性攻击性,即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情绪状态会倾向于不稳定,进而提高反应性攻击性的水平。此外,负性生活事件也会通过降低自尊水平来提高情绪状态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反应性攻击性的水平。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绪调节

日常生活中, 个体通常有不同的理想与目标, 当个体被特定的目标驱动, 试图去影响自身将要体验到的情绪类别、将要体验到的情绪感受发生的时间, 以及如何体验、表达此种情绪时, 情绪调节就发生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疾病, 该类疾病患者普遍存在情绪方面的缺陷, 通过操控各种内外因素, 可以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有效的情绪调节, 有利于帮助他们构建健全的情绪体验, 对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现实临床意义。     

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的影响:来自ERPs的证据

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考察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主观体验和事件相关电位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个体在两种策略下均呈现负性情绪感受显著降低,并且汉族表达抑制的情绪体验得分低于少数民族。此外,负性情绪图片相比中性图片诱发了更大的P2成分,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在额-中区诱发了更大的P3成分。更重要的是,900~1200ms时间窗内,汉族个体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后LPP波幅均降低,但少数民族文化个体仅在认知重评条件表现出LPP波幅的显著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负性情绪调节的效果不同。     

优秀大学生有哪些心理特征

学生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实践活动。通过对先进和后进两种典型学生个性心理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个性心理特征对人的行为表现影响,进而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己个性特点加以控制、调节,巩固发展良好个性品质、抑制和矫正不良个性,对于学校教育和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灾难后常见的心理病理问题, 灾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重要因素。该研究采用追踪设计, 历时2年对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地区1573名青少年进行3次测查, 考察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不同的作用关系; 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对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有损害;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联动效应, 即三者中任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     

《狼来了》——无聊感诱发不诚实行为

<正>无聊作为一种常见的、不可忽视的情绪体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聊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一种状态,比如在堵车、排队等待、输入大量数据时。不时听到身边的同学抱怨生活太枯燥、乏味,学习生活丧失兴趣和缺乏意义感。无聊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对注意、认知、情绪、个体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它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各种社会心理功能。目前,已经就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压力应对等方面开展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此外,有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结构上略有差异,在功能上相似。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