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隋唐解经体例的演变与发展——以《观经》四家注疏为中心

南北朝至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随着佛典汉译的逐渐成熟,对佛典的传译、研习和阐释等活动也方兴未艾。僧众对教理的理解逐渐加深和佛教教义的弘传,讲习之风兴起,这促使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学派和僧人,围绕着佛性论、当常、现常等理论焦点问题展开讨论,诸学派间呈现出一种博弈消长的关系。中国佛教的解经体例在高僧们对佛典的注疏中逐渐形成并体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僧人们的解经体例大都遵循着各自学派的判教思想;另一方面,解经体例伴随着理论焦点的转移也有所改变,在继承原有解经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如《观经》四家注疏就体现了这种解经体例的演变,从"五要"→"五重玄义"→"六门要义"→"七门料简"。尤其这四家注疏的高僧又分别是地论学派净影慧远、三论宗吉藏、天台宗智顗与净土宗善导,四位高僧各自分属不同的学派系统和判教系统。通过研究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僧人中的解经方式,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解经模式的演变过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径路。     

六祖慧能对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影响

<正>众所周知,佛教中国化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对佛教经典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阐释,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规和制度。从概念上看,佛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中国佛教的禅宗,无疑是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法门。而禅宗的传承与发展,又得益于六祖慧能的弘传。鉴于其在佛教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六祖慧能成为公认的中国佛教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     

佛教仪式音乐的社会效能研究

<正>仪式音乐是佛教仪式中极其重要的要素,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佛教的仪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其实质是作为信仰主体的人对佛教义理进行诠释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即佛法的外化,其根本目的在“礼佛”“供佛”“诵佛”。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的佛教仪轨音乐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印度婆罗门教时期的吠陀经典。《土观宗派源流》认为：“吠陀经典是印度最早的经典,为印度宗教、哲学和文学的基础。”     

专家学者谈西藏文化的保护

最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达赖喇嘛颁奖,法国纪念奖委员会将一项"人权奖"发给达赖,并声称是为了表彰达赖为和平和保护西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对此,我国一些民族问题专家学者和宗教界知名人士对记者发表谈话,就谁是西藏文化的保护者发表了意见.北京图书馆馆长、著名宗教学专家任继愈说: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在藏族文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党和政府对宗教文化一直是下大力保护的.例如,从1982年开始,国家每年拨出十几万、二十几万资金的专款用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现在这部经典已出版了三十几卷,这部经典全部出齐共有220本,每本1000页,字数要以亿来计算,它将是世界上最全的一部佛教经典全集.     

中国汉地佛教传播史发展阶段划分解析——以传媒技术革命为标志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薪火相传二千余年,学界对于汉传佛教史的梳理大概可分为:以王朝更迭为标准、以宗派兴衰为依据、以文化融合为视角、以社会功能为线索等几种方法,本文独辟蹊径,以佛教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主流媒介技术革命为切入点,将佛教汉地传播史划分为:口语相传时代、书写印刷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并对主流媒介技术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了不同传播媒介给佛教传播带来的弊益。     

追寻上帝的圣徒:托马斯·阿奎那--读有关基督教哲学的三本书

在中国,信奉基督教并关心其发展的人们,常常习惯于重视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但往往又忽视了基督教的神学的另一思想资源——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遗产。究其原因至少有三:(1)有史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普遍遭遇中土正统文化的拒斥与抵制,使它只能以解经讲道的形式寻求民间的认同;(2)知识界对西方哲学史的译解和研究,长期以来把基     

中国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

智旭在《周易禅解》一书中以《易》理对应佛教教理;以乾健坤顺,对应佛教修证;提出《易》佛同一论——佛性即乾道。本文并论证了智旭“佛性即乾道”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智旭将佛性定义为“乾道”,将佛教的价值观,对应本土文化价值观,结果,其与中国佛教传统的价值立场,已经相去甚远。主要的差异点在于,将佛教的本来是以出世为标榜的价值立场,转移到了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入世的价值立场上。智旭是开创近代佛教思想最先之学者,其“佛性即乾道”说即是近代中国“人间佛教”漫长历史进程的思想源头。     

开放寺院藏书刍议

寺院藏书是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古往今来,在为数众多的佛教寺院中,一般都建有藏经楼(阁),其主要功能是收藏管理佛教经典及佛教方面图书文献、字画、佛像、法器等重要文物。在当前形势下,如果能够适度开放寺院藏书,加强规范和管理,不仅有利于发挥寺院藏书的社会效益,也有利于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无可置疑,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我国文化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从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其中很大…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不断开创佛教中国化的新境界

<正>佛教起源于印度,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与我国原有的儒道文化互相激荡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之一。可以说,历史上佛教成功地实现了全面深入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印度佛教经典的全面汉译,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汉文大     

道教思想及民间信仰对佛教疑伪经的影响

道教对中国民众的影响至深且远,它对中国化过程中的佛教疑伪经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部分佛教疑伪经中融摄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中国佛教疑伪经经典.此外,有的疑伪经还吸收了一些民间信仰的思想,演变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新的信仰内容,这些融合有中国道教、民间信仰的疑伪经经典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论中国画的古往今来

正中国画以中国文化和哲学为基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理人文内涵,不仅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画的核心体现的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而新时代的国画家要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思考和重新认识,以古开今不断发掘实践在保留传统上力求创新。一、回顾千年历史,论经典中国画从中华文明开始以来就已经出现,中国画有着自己的史诗般传统,它是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物,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艺术范本,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从     

与时俱进 看佛教的本质特征和主体意识的保持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是不同的“流派”,诸如哲学说、科学说、教育说,可算是丰富多采。孰是孰非此处暂且勿论,因为它们产生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弘扬佛教的教理、教义都起过积极的作用。时下广为流行的“佛教是文化”说,我们很有必要予以厘清、界定,因为这实在太有现实意义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赵朴初会长敏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有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1]改革开放…     

《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

正引言中国佛教史上有一部经典,它非佛所说,却被冠以"经"之圣名:它不仅开创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禅宗的新格局,而且为中国文化缔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禅的精神。从此,儒家"止于至善"、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与人     

编后语

佛教自诞生之日起,即以无可抗御的精神键力,在人群中传播普及,并迅速流布世界,所到之处,即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深刻地影响和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固有文化,而佛教文化本身更呈现出各具特色、多彩多姿的面貌。如果寻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我们不禁要问：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并非通过征服和殖民,而是通过和平传播,何以能使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接纳它？在与以儒道文化为代麦的中国固有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中国佛教的特质是如何形成的？近代中国佛教日趋衰落的原因何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对我们有何启…     

由敦煌莫高窟谈宗教与舞蹈的历史关联

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说法图乐舞,装饰性的乐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转化为佛教的宣传画,具有特定的寓意和含义,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其背后蕴涵的宗教内容赋予它更为神秘的色彩.     

佛教东渐与中国古代寺院的文化设施

一佛教是重视文化哲学的宗教,同时又是重视实践修持的宗教。按照佛教修行的程序,分为信解行证四个阶段。信解属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行证则属于修持和证悟。佛曾预言:佛入灭后,其教法的流行次第,分为三个时代,即正法时、像法时和末法时。正法时五百余年,是教法、修行、证果三者完全具足的时代。像法时的一千年,虽没有证果的人,但教法和修行二者还存在的时代。到了末法时的一万年,就只有教法存在而缺修行和证果。其后就出现连教法也消灭的时代,这叫做法灭时代。佛教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佛陀所说的经典。佛教经典总括为三藏,根据内容一般分为经藏、律藏和论藏。关于三藏有     

宋明楞严学与中国佛教的正统性——以华严、天台《楞严经》疏为中心

从中国传统思想史来看,所谓真理通常都是建立在某一传统所形成的权威之中,由这种权威形成了所谓正统性,则具体表现在不同传统所认定的那些经典当中.佛教经典的撰成也正是为了解决"正统性的问题"(questions of orthodoxy)而产生,[1]疏解经典也成为思想家们构建其思想的最为基本的方式之一.解经看似围绕着文本的解释来进行,但那不再只是单纯的文本内的解释活动,而是结合了某种传统所赋予的"正统性"含义.     

道家精神与养生文化

如果将养生文化现象置入广阔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考查,我们便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基本自成系统的哲学思想、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的文化体系。这样一种文化体系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发生成长。就养生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以及对养生研究的重视来说,大概除了中国的医家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同道家(包括道教)相媲美。纵观中国早期文化结构,先秦是多种思想文化的并存争鸣;秦汉以降则逐渐在封建大一统专制前提下形成儒道互补,东汉以来,佛教流行、又渐演为儒、道、释三家并存互补这一主体文化结构。养生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文化,所以能经历几千年风云诡谲。     

中国佛教的公共交往特征

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一种具有时代要求、中国特色、亚洲特征、国际影响的"全球文化意识"。它作为一种文化对话与合作的路径,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奠定文化精神资源,塑造一个和谐共享的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佛教以人间佛教的社会姿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与海外相关地区的佛教信仰体系展开不同形式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倡导国际文化新秩序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