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子》中“法”的思想

“法”是黄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文子》则是黄老学派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因此研究《文子》中“法”的思想,有利于加深对黄老,尤其是《文子》思想的认识。我们认为《文子》中的“法”与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传统的法家中的“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子》中的“法”不仅具备了“法与时变”、“一断于法”等法家的共性特点,而且还具有“自正”、法宽刑缓等个性特征。《文子》中的“法”具有的法家的共性特征是因为它吸收了传统法家的部分思想,它具有“自正”及法宽刑缓等个性特征则是由于《文子》中的“法”是建立在“人性平”的…     

论孟子理想人格思想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把哲学视为人安身立命之本,这是中国古代哲人一个最根本的治学态度,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注重对理想人格的探讨。如果说先秦法家崇尚的“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的理想人格,仅是在“德力”关系中片面地强调了人格中“力”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北大核心

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思想。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唯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齐文化法德统一述略

在对待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 ,先秦诸子看法极为不一。从总的倾向上说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 ,以仁主治天下 ;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 ,行仁政而王。他们重视道德教化而忽视法治的作用。与儒家根本对立的秦晋法家则极力反对以德治国的主张 ,商鞅提出 :“任其力不任其德” ,“不贵义而贵法” (《商君书·错法》) ,韩非也反对以德治国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 ,从而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齐文化有别于孔孟之儒与秦晋法家 ,主张法治与德治统一 ,法制与德教并举 ;二者兼施并用、相辅相成。这是独具特色而且最为全面的治国理论。今天用…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先秦时代,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儒家与法家曾经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对于法律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与“势”的重要,把法治与文化学术对立起来,认为道德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一偏。惟有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 (按《管子》     

诸子百家与儒道佛三教的社会文化功能

1.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佛三教,然而儒、道、佛三教这种格局,又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统一中国后,天子衰微、诸侯力政的局面改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于此相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亦出现百家归一统之势.首先是自商鞅变法以来“为秦开帝业”的法家学说当令,“言无二贵,法不两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实践法家的文化专制思想,焚《诗》、《书》,明法令,将统一的秦政和“言无二贵”的法家学说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法家司法思想探微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法家的司法思想，认为法家司法思想的理论根据是所谓“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司法的基本要素是明法（通晓法律、司法严明）、尊法（尊重法律、树立司法权威）、慎法（谨慎适用法律）和奉法（严格依法从事司法活动）等；对司法人员的基本要求是“破私任法”；司法的基本目标是“以刑去刑”。尽管法家对司法问题的论述不无偏颇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中某些观点也不无借鉴意义。     

韩非法律思想中的"法、势、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韩非者,韩之诸公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使于秦,遭李斯、姚贾陷害,被迫服毒自杀。韩非的法律思想以“法治”为核心,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认为首先必须有“法”。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     

论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与领导心理思想

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性本恶”。其思想内容有 :人的需要是推动其行为发展的动力 ,是管理的出发点 ;在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 ,人们会违背礼仪和伦常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而对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和唯一目的 ;人性的善或恶是可以诱导的 ,管理者如何倡导是关键。法家将法、术、势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 ,形成了法家独有领导心理思想 ,并认为只有善于运用法、术、势的人 ,才可能成为理想的管理者“明君     

先秦有法家吗?——兼论“法家”的概念及儒法关系

胡适认为先秦无法家,但一般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从语言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认为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先秦"法家"之内容太复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被司马迁归本黄老,被刘向看作名儒。"儒法相对"晚出,儒法关系乃历史构造而成。儒法对垒的模式,是20世纪的产物。"新法家"的概念早于"新儒家"的概念,而新儒家对法家也有所肯定。从新法家的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的过程是法家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扬法抑儒的倾向与现代的富强追求密切相关。     

《管子》中“以法治国”的法理之学

《管子》一书以法家著作为主体,尤其是其中“以法治国”的理论系统,集中、丰富,值得深入探讨。笔者撰写的《从“经言”看田齐法家管理国家的学说》(见《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已论证过《管子》中的法家学说应是田齐变法改革的时代产物。     

法家的法律统一思想对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

先秦法家推崇以法律统一思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教育主张。法家坚持“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和“人性好利”的人性论,同时主张“道～君”同体说,有其先进性和片面性,其强调“以法为教”,忽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提倡“以吏为师”,轻视学校教育的作用,给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必须以德育为本,德法并治。     

儒法学说的比较——兼论商鞅变法中的斗争并非儒法斗争

<正> 一、儒家并未否定“法治”,法家亦并未否定“人治”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法制并不完备。所谓“法”不过仅限于刑法,另外,还包括一些“政令”在内。从现代法学意义上来说政令不是法律。而现代法律所包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试论《管子》对法的渊源的探索

《管子》作为“齐法家”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的法家思想融进了当时多家学说对法的认识,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以及战国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特点,在我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法的渊源的探索,开辟了思想融合的趋势,这种思想上的包容精神影响了我国后世许多重要文化和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     

《管子》法家两派说

现存《管子》一书部分篇章被认为属于法家系统著作。一些学者认为《管子》是齐法家的代表,甚至认为《管子》以齐法家政治思想为主导,其特点是"法教并重",强调《管子》法家与商、申、韩等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思想有别。而另一些学者则将《管子》中的一些篇章与三晋法家同等看待。事实上,《管子》中的法家作品应分属不同的两派,一派体现出"法教并重"的特点,可用"齐法家"概念概括;而《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明法解》《正世》等7篇则并不体现"法教并重"观念,应属于三晋法家一派。     

闹剧背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评法批儒"运动

对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人们一般都从政治的角度做出评价。该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一下这场具有闹剧色彩的运动。作者认为,起码要注意这场运动的两个思想史背景：近代以来法家地位的节节上升和“五四”以来强大的反传统主义。作者还认为,该运动中的大量印刷古书,可以看做是对“文革”开始时烧古书的修错。文章最后对法家的现代价值和儒法互补提出个人看法。     

试论稷下齐法家的哲学思想

一、关于稷下齐法家这里所说的“稷下齐法家”,是指《管子》一书中大部分篇章的作者,以别于在齐国还有从赵国来的慎到这样的法家。对于《管子》一书的作者归属,学术界是有争论的。郭沫若认为“它大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