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岩》谈无产阶级道德的几个问题

在道德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見:(一) 无产阶級必须向历史上統治阶級的道德去继承优良的东西,如果不然,无产阶級将在空地上創造自己阶級的道德,那将是不可能的。(二) 在阶級社会里,統治阶級的道德論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一些道德观点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变成了被统治阶級所信奉、維护、执行的道德,而被统治阶級的某些美德和道德因素,也曾影响了統治阶級,为統治阶級所吸收。这意思就是說,在阶級社会里,統治阶級的道德和被統治阶級的道德可以互相吸收对方优良的东西。     

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和蔡美彪同志再商榷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中,我们曾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同蔡美彪同志商榷。在那篇文章里,我們批評了蔡美彪同志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四个論点:(一) 历次起义农民“只是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二) 历次农民起义只是“反对个别王朝、个别皇帝和个别官吏”,“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按:指封建制度)那个阶級(按:指地主阶級)”;     

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嗎?

讀了馮友兰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觉得有一个問题必须提出来加以討論,这就是无产阶級是不是也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的問题。馮友兰先生认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乃是“历史发展中各个统治阶級的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旣然无产阶级也是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級”,旣然无产阶級在革命胜利后也要建立自己的“阶級的統治”,那末,无产阶級也要“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各阶级的普遍利益,把‘普遍的东西’說成是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說,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到了“阶級的統治”(包括无产阶級专政)完全消灭的时候,上述     

湯一介等著文批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工论”

湯一介、庄印、金春峰在《論“道統”与“治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馮友兰提出的“君师分工論”、“治道对抗說”,进行了批評。作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是指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即从事政治經济的人物;而“师”是指统治阶級思想家,即著书立說的人物。大体上从孔子时代起,“君”和“师”就作为封建統治阶級两种密切联系着的代表人物出現。一般地說,他們在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各种各样的幻想,为本阶級服务。像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幻想的事,决不是个别的。汉宣帝的“石渠閣奏議”,汉章帝的“白虎观奏議”,梁武帝之与肖琛,魏太武帝之与寇謙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汉武帝的“問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說明他们所考虑的都是其整个阶級利益。像馮友兰所說     

从王充評价看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問题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光辉的无神論者,一位反对封建正統思想的进步思想家。这些本来是沒有疑問的。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哲学)刊載了童默庵同志的《王充是农民阶級的思想家嗎?》一文,对王充作了完全否定的評价。作者认为,王充著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維护汉統治”,“狂热地、无条件地歌颂汉王朝”,“把汉统治神圣化”;“敌視和诬蔑农民起义”,“要人民永远安于奴隶地位”;“王充是一个地主阶級的正統派思想家”,“从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統治出发,肯定封建正統思想家”。我虽然不赞同王充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家,不否认王充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但对于作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不能同意的。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广东省史学界讨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

广东省《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报道了广东史学界关于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并刊載了李蔭农的《中国农民不是以封建思想来反抗封建統治的》一文,这里分别摘要如下: 广东历史学会于3月3日举行的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题讨論会,着重討論了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和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問题。关于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問题,許多人不同意蔡美彪关于历次农民起义只能以封建的網紀、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領袖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意見。他們认为,农民是有与封建地主阶級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理論,农民起义是以自己的思想和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有的同志說,从黄巾起义     

仇視人类的資产阶級社会学

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問題之一。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百年間,居于統治地位的是这样一些观念:統治阶級的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羣众不能創造历史,等等。这种以唯心主义观点来衡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論,早在阶級社会形成时期就已經产生了,因为这种理論符合于剝削阶級的利益。为了給剝削和压迫人民羣众制造借口,剝削阶級的思想家过去吹噓过、现在仍在吹噓人民“不能”独立生存、“不能”管理国家     

“五史”教育的认识论意义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强調指出:无产阶級的政治意識、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这种意識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并說:“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与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級思想体系的加强。”因此,經常对无产阶級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无产阶級政党說来,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务。阶級教育和革命传統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去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一环。是否重视阶級教育和革命传統教育的問题,关系着无产阶級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問题;革命胜利后,是否继續重視阶級教     

論上層建筑

在上一期“哲学研究”上,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討論过经济基础的問題。現在,准备再就上層建筑这个問題發表一些意見,請同志們指教。关于什么是社会上層建筑的問題,在我国哲学界的討論中,意見也是很不一致的。与对基础的看法相适应,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的不同意見: (一) 第一种意見認为社会上层建筑只包括着統治阶級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即只有代表統治阶級利益并为統治阶级服务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才是上層建筑?终庵忠庖姷耐菊J为社会上層建筑是为統治     

关于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問题——和蔡美彪、孙祚民商榷

中国封建时期农民战争問题,是我国学术界近年热烈討論的問题之一。討論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分歧。最近,关鋒、林聿时在一篇文章中,从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基本問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孙祚民写文反駁,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討論再度展开。这次討論的特点,是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同阶級观点、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結合起来。这样結合是有益的。就农民战争的討論来說,这次討論,着重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便于使分歧点表現在理論原則上,使討論更加深入。就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而言,結合农民战争,較易避免討論流于概念化;使某些看来是細致的、提法上的差别,在具体应用中,表現出它应有的区别,檢驗其孰是孰非。这次討論,对史学工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

在孔子討論会上,也涉及到了道德的继承問题。有人在一篇题为《偉大的松柏精神》的文章中,极力颂揚孔子,說孔孟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哺育我们偉大民族和偉大人民”、“现在已被批判吸收,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級、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並說刘少奇同志的《論共产党員的修养》“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会上,李青田、赵一民对这种意見作了初步批評。但对于道德的继承問題沒有从原则上展开討論,会后一个时期也沒有討論。从1963年8月展开了这个     

无产阶级在其自发斗爭阶段是否反对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关于《共产党宣言》一处譯文的意見

在中国农民战争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从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引出了农民战爭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級的看法。关鋒、林聿时同志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評。他们认为,馬克思主义关于自发性斗争概念,并不包含进行自发斗争的被压迫群众,不反对奴役他們的生产关系的意思。他們在論述中,曾援引《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級在自发斗争阶段的一句話:“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今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栏发表了郭作同志的短文,提出《共产党宣言》的这处中譯文有問题,“中譯文同英文版中的原文颇有出入,英文版的原文应譯作‘他們攻击的对象不是資产     

《文汇报》发表的《农民战争的指导思想问题》一文简介

《文汇报》今年5月7日发表古詩卓的《农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問题》一文,认为起义农民是以和封建制度相反的“平均”、“平等”思想作为行动指导的,不同意孙祚民的《在中国农民战争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一文为蔡美彪的文章(載《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中的一些观点所作的辯护,并批評这种辯护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一,作者不同意孙祚民把蔡美彪的“农民向往发家致富,成为官吏”的說法辯解为由于农民“蒙受統治者的欺骗”,因而“基本上是正确”的看法。作者首先指出,孙祚民曾认为不应把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官吏是农民的阶級本性这一結論加給蔡美彪,其实,孙祚民本人在他的一篇文章(《关于‘农民政权’問题》)中正是有类似蔡美彪的上述看法和这样結論的。作者說,孙祚民在上文     

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評价問题

沒有历史的繼承性而能向前推进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每一繼起的一代都抛开他先輩的一切成就这一情况,也是不可想像的。这一点既和物質生产方面有关,同时也和認識方面有关。但是,如果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級企圖保持死亡而陈腐的东西、保守而反动的东西,那么起而代之的革命的新兴阶級,就要自己来充实、吸取和批判地掌握进步的、前进的东西。革命阶級的力量在于革命阶級不仅     

关于“心理形式和心理內容”的关系問題

(1)心理学資产阶級思想批判运动后,紧接着提出了許多学术問題在討論,其中也有关于“心理形式和心理內容”的問題,这个問題并不是什么新問題。因为当談到心理学对象时,首先就遇到这个問題:心理学是把心理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是把心理內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問題不明确起来,难以确定严正的科学体系和具体任务。 在这个問題的討論中,有人孰为形式和內容是一致的,所以心理內容有阶級性,心理形式也有阶級性。有人主张,尽管心理內容有阶級性,但不見得所有心理形式都有阶級     

评馮定同志的“争取生存”的哲学

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一书,大肆宣揚資产阶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它的突出的表现是:抹煞人的社会性,用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取消阶級和阶级斗争。“争取生存”論就是这种錯誤思想的集中反映。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一) 首先,馮定同志提出的“争取生存”論,涉及到了关于人的本质問题。什么是     

訪大膽獨創的保安族青年——馬鳴岐

因工作之便,我有机会訪問了我国信仰伊斯兰教之一的保安民族聚居区——临夏市大河家保安民族乡。保安族人民和我国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是勤劳、勇敢,富有聪明智慧的民族,但在旧社会他們同样受着反动統治阶級的压迫,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特別是馬匪步芳等败类对保安族人民的統治,再加上宗教特权和封建剝削制度的奴役、欺騙等,使保安族人民在解放前根本不敢承认自已是保安族,只好也叫“回回”。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保安族人民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重见天日,得到了解放。青年們唱着:“过去的头上山疊山,三更关夜盼明天,共产党来了把身翻,保安人也見了青     

“两种革命論”是“經济宿命論”嗎?——关于农民战争史討論問题的商榷之一

(一) 近来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問题的討論已再度展开。这是从关鋒、林聿时同志著文批評蔡美彪同志、孙祚民同志继之发表反批評蔡美彪同志的文章,双方都旨在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相統一的方法使分歧意見直接交鋒后才正式开始的。接着,許多同志先后在各报刊上杂志上撰文发表意見,遂推动这埸討論更加热烈地持續下来了。我們相信,当同志們都自觉地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相統一的馬克思主义     

评纳尔斯基的《实证主义史纲》和《现代实证主义》——一、纳尔斯基:《实证主义史纲》

研究实诳主义的历史有很多困难。首先必須把实证主义的哲学問題和这一流派的某些代表人物曾作过研究的具体科学問題加以区分,这一点在分析現代实证主义时特别重要。主要困难在于实证主义所提出的哲学原則往往很不明确和极其一般。因而,連資产阶級历史学本身都把19世紀和20世紀欧洲哲学中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往往有原則差別的派別叫做“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