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必怀仁？智慧与美德的关系辨析

智慧与美德是独立但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针对其关系,以往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基于个人经验和文化观念进行了大量规范性层面的理论思辨,但仍存在理论分歧（线性论、阈值论、从属论）,且缺少以定量方法为主的描述性层面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实验的关于“智”与“仁”双向因果关系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以借鉴实验伦理学的范式,着眼于研究特定领域、特定情境下智慧与美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智慧与美德关系的研究,并探索其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如何统一智慧与美德关系的“应然”与“实然”的研究,是接下来需要面临的挑战。     

智者必怀仁？智慧与美德的关系辨析

智慧与美德是独立但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针对其关系,以往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基于个人经验和文化观念进行了大量规范性层面的理论思辨,但仍存在理论分歧（线性论、阈值论、从属论）,且缺少以定量方法为主的描述性层面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实验的关于“智”与“仁”双向因果关系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以借鉴实验伦理学的范式,着眼于研究特定领域、特定情境下智慧与美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智慧与美德关系的研究,并探索其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如何统一智慧与美德关系的“应然”与“实然”的研究,是接下来需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

理论自觉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构建,也直接关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现实功能的发挥。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包括对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等四个基本维度;其问题域或基本理论结构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基本问题、对象问题和范畴问题,认识论层面的视角和向度问题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发展取向、价值追求和学者的价值选择问题。范式意识的自觉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方法论标志。当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范式应该实现从西方范式向马克思主义范式、从个体论或整体论向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从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     

组织中个体主动性行为“利与弊”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组织中个体主动做出的面向未来和面向变革的工作行为,近年来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1)在研究主题上,多数研究发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个别学者也注意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代价;(2)在分析视角上,主要包括个体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层面和组织情境层面的正向与负向影响;(3)在理论机制上,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效应可用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进行以下理论整合:(1)从个体主动性行为类型出发,基于智慧主动性的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2)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两面性的视角,实证探讨其背后机理;(3)从主动性行为主客体特征的发展视角进行动态研究。     

牟宗三的“圆教智识论”

后期牟宗三区分圆教与别教,认为两者的表述模式分别为"诡谲的即"与"超越的分解"。圆教对于一切法包括知识在内的看法,与别教不同,圆教"性具善恶"的理论使得知识等染污法具有本体论上的"永恒的必然性",而非别教下的"辩证的必然性";其起现知识等染污法是"任运而现",而非别教下的"作意而现";其视识心为觉悟后智慧之异名,而非别教之视识心为必定有碍而要"破识显智"。"良知坎陷论"对于知识、认识心的看法更接近别教而非圆教,牟宗三对此似并未从判教的角度予以深入反思,而只是以圆教理论来处理德福关系问题。本文扩展牟宗三的圆教理论,用以处理"良知"与知识、识心的关系问题,以勾勒牟宗三的"圆教智识论",这是不同于"圆善论"的新拓展。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智慧的特质论与状态论：分歧、统整与新解

特质论与状态论之争是智慧研究领域新兴的热门话题。特质论认为智慧是稳定且不易干预的人格特质;状态论认为智慧是一种相对容易波动的心智状态,短期内可以改变且容易受外在情境的影响。基于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密度分布说”则为特质论与状态论之争提供了系统的整合模型。受此启发,本研究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特质-状态正态分布假说”,旨在进一步补充完善“密度分布说”并为特质论与状态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未来研究仍需结合多种智慧测量手段,加强纵向追踪研究,探索智慧本质观与密度分布说的关系,开展相应的跨文化研究。     

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过"心"为中介,将形上之道论与形下之丹法整合起来,构建了极富特色的"道—心—丹"丹道理论模型,成为宋代道教丹法思想演进中极重要的一环。     

庄子"德"论释解

庄子"德"论思想主要承接老子对"德"的阐释而来。"德"的原初意义是为"得到",老子在此基础上对"德"的蕴涵加以提升与扩展,主要意指为"人"与"万物"从"道"得到的属于自身的特质,具体落实到"人"这一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个体的德性而论,老子哲学中的"德"重在阐述政治意义层面个体之"德"。而庄子所论的"德"着重阐发了人生哲学领域"德"的多重性,进而在自我个体精神层面扩充了"德"的内涵。庄子在其"德"论思想中引入"心""性""情"等概念,并突出了自我个体不但是道德性的存在者,而且是"德""形""心""神"的有机统一体,依此自我个体方能在把握自身"德"的基础上,在反思自我过程中,展现其审视世界、沟通世界的多维向度,这使得庄子"德"论思想既体现了其自身特点又展现了其多样化色彩。     

团队中的“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团队-成员交换研究述评

团队-成员交换考察了团队中个体成员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质量对团队整体绩效以及个人绩效的影响。从团队-成员交换的概念、理论来源、测量方式、测量工具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团队-成员交换。此外, 将团队-成员交换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汇总, 包含团队-成员交换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及其所扮演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在汇总的过程中对变量进行了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划分。最后提出未来应该广泛开展在中国情境下的团队-成员交换实证研究, 并开发适合中国情境的团队-成员交换量表。     

情绪概念加工与情绪面孔知觉的相互影响

通过3个实验探讨情绪概念加工与情绪面孔知觉是否存在相互影响, 以及加工深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实验1采用情绪面孔启动范式, 探讨较深的情绪概念加工层面对情绪概念与情绪面孔的关系的影响。实验2更改概念任务, 探讨较浅的概念加工层面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实验3缩短启动面孔呈现时间, 探讨较浅的面孔知觉层面对两者关系的影响。通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情绪概念加工与情绪面孔知觉确实存在相互影响; (2)概念加工深度影响两者关系的方向性, 在较深的概念加工层面, 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 在较浅的概念加工层面, 两者的关系是单向的; (3)知觉加工深度也影响两者关系的方向性, 在较深的知觉加工层面, 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 在较浅的知觉加工层面, 没有发现两者的相互影响。本研究为抽象概念的具身表征提供了实证支持。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张载心学论纲

张载作为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关学宗师,建构了一套涵盖天论、道论、性论、心论等多方面内容的哲学体系,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心学(1)思想。应当指出,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有必要以张载的三个心性论命题作为观照的视域,以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作为探究的主线,从三个方面为张载心学建构纲要并加以阐释:一、心性论的三个命题;二、"心-物"关系的形态划分;三、"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最后,还将对张载心学的哲学特性、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略作总结。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碰撞——在Devitt与Dummett之间

Devitt与Dummett之问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分歧，主要表现为：何谓实在论；语言问题与实在论问题的关系如何；命题是否仪有实证论的真值条件；如何看待实证论等等。一言以蔽之，二人的分歧归属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理论冲突。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论汤姆·里根“动物权利”中的价值

在诸环境伦理学中,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是复杂的,也是精粹的:它兼具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考量,但又不是两者的折中。这种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动物权利"的价值意味中。里根对固有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理解相比彼得·辛格与保罗·泰勒的价值论,展示了权利论、功利论与道义论之间在价值层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对里根道德实践主张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两种价值的"实践力"是不对等的:相比生命价值,固有价值是其价值论的核心并具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说,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架构是对传统价值论的一种扬弃。然而,里根关于生命价值之阐述的实证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有待完善的。     

青年马克思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历史哲学层面,通过与英法自由主义的比较,马克思指认德国自由主义秉赋"观念论"特质,并揭橥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成因。在实践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崇尚一种"理论实践"形态,并依据"群众-精神"实践主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实践结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实践功能等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揭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抽象性和狭隘性。在政治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重要指向是对英法自由主义的批判,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自诩的"自由主义批判"的批驳,马克思揭穿德国自由主义的错位历史观和保守政治观,彰显实践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     

团队领导与团队有效性: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多层次研究

随着工作团队的广泛应用,团队有效性已成为研究者与管理者关注的焦点。团队领导作为影响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制得到研究者的日益关注。虽然团队领导的多层特征与中介机制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多层交互作用机制的实证探讨还较少;领导测量的情境性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研究在双通道团队变革型领导模型和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提出基于团队、个体各自独立水平与两者交互层面的团队变革型领导作用机制模型。研究将在开发双通道团队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情景判断测验基础上;通过企业问卷调查分阶段收集多源数据,整合多层结构方程与多层线性模型的数据分析,验证假设中的团队层面变量(团队聚焦变革型领导、关系认同、集体认同)与个体层面变量(个体聚焦变革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领导导向关系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与边界条件,及对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一方面可拓展现有的团队领导理论,另一方面可为团队领导选拔等实践应用提供支持。     

组织中个体主动性行为“利与弊”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组织中个体主动做出的面向未来和面向变革的工作行为, 近年来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 (1)在研究主题上, 多数研究发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 个别学者也注意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代价; (2)在分析视角上, 主要包括个体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层面和组织情境层面的正向与负向影响; (3)在理论机制上,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效应可用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进行以下理论整合: (1)从个体主动性行为类型出发, 基于智慧主动性的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 (2)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两面性的视角, 实证探讨其背后机理; (3)从主动性行为主客体特征的发展视角进行动态研究。     

时代的困惑与哲学的关怀——基于老庄道家政治伦理成因的考察

老庄道家政治伦理的形成,是老子和庄子面对"天下无道"的时代困惑,基于"社会之乱"的现实境遇和"生存之困"的个体感受中,为了寻求拯衰救弊之法,而针对"礼乐-仁义"政治伦理之弊端,从哲学层面作出的"价值重构"。其中所突显的"道法自然"政治原则,"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至德之世"的政治理想,既体现出道家哲人对于人道尊严的执着守护,反映了哲学思想与时代变革的深层关系,也能够为当下中国哲学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智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