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父母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以285名幼儿家长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婚姻冲突对权威教养和专制教养的差别效应以及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幼儿父母的婚姻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权威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其专制教养,婚姻冲突对两类教养的预测作用大小无显著差异;(2)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冲突与权威教养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这种调节作用不存在家长性别的差异:较少使用认知重评或较多使用表达抑制的家长,其婚姻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权威教养;经常使用认知重评或较少使用表达抑制的家长,其婚姻冲突对权威教养的影响不显著。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冲突与专制教养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情绪调节效应的发展:一个V型发展趋势（英文）

从青少年早期到成人早期,个体情绪调节等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对情绪调节的需求也日趋增长。情绪调节的发展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一个重要的任务,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众多关于青少年社会行为研究中,对负性情绪调节能力的探究最为成熟与深入。以往研究指出,儿童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体验激活和调控失败都是导致其非适应性行为的原因,情绪调节方式的错误选择会与其外化行为问题和和内化行为问题有很大的关联。由于青少年适应性行为的习得是多种社会性发展指标的重叠和交叉作用的体现,我们无法完全理清其中的复杂交互作用,因此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效应发展入手探讨个体的适应是寻求问题解决的一个可行手段。以往研究者认为,成熟且有效的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能够通过控制自身的激活和唤醒以达到情绪性、生理性和社交的适应,最后达成个人的目标。情绪调节的发展也可被看作是从被动式的、有他人参与的调节(例如,社会性参照)逐渐进步为主动的、有意识的根据外部线索进行的情绪调节(例如,根据指导语提示调整自己情绪状态)。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年龄被试(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成人早期)在按照不同指导语提示要求下增强调节和减弱调节调节效应量的年龄差异。选取上海市初中生被试35名(22男,13女;M=14.06岁,SD=.42岁,年龄范围:13~15岁)、高中生被试37名(13男,24女;M=16.56岁,SD=.56岁,年龄范围:16~18岁)以及成人被试35名(9男,26女;M=23.60岁,SD=1.96岁,年龄范围:20~29岁),采用3(年龄:初中生、高中生、成人,被试间变量)×3(情绪刺激:正性、中性、负性,被试内变量)×3(调节策略:增强调节、减弱调节、不调节,被试内变量)混合实验设计,使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Image Task,REAR-I Task)对不同年龄被试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效应量进行考察(Carthy,Horesh,Apter,Edge,Gross,2010)。研究发现,从总体趋势来说,情绪调节策略的效应发展呈V型发展趋势。当不同年龄被试按照指导语要求对其情绪体验进行主动调节时,成人被试的调节效应是最大的,初中生次之,而高中生的调节效应则最低。情绪调节的V型发展趋势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情绪调节态度以及自我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情绪调节的发展及其与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追踪法考察情绪调节的发展及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对569位来自于上海地区的初中预备班和八年级学生进行测查,并于10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测查。 研究发现,随着个体的发展,其正性情绪体验逐渐减少,各种情绪调节态度的强烈程度均下降,情绪增强调节的使用呈递减趋势;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三者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情绪调节发展;在测试阶段一较多使用情绪减弱调节的青少年,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情绪能力提高的幅度较大且体验到更多正性情绪,说明了该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更高的适应价值。     

情绪调节效应的发展:一个V型发展趋势

从青少年早期到成人早期,个体情绪调节等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对情绪调节的需求也日趋增长。情绪调节的发展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一个重要的任务,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众多关于青少年社会行为研究中,对负性情绪调节能力的探究最为成熟与深入。以往研究指出,儿童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体验激活和调控失败都是导致其非适应性行为的原因,情绪调节方式的错误选择会与其外化行为问题和和内化行为问题有很大的关联。由于青少年适应性行为的习得是多种社会性发展指标的重叠和交叉作用的体现,我们无法完全理清其中的复杂交互作用,因此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效应发展入手探讨个体的适应是寻求问题解决的一个可行手段。 以往研究者认为,成熟且有效的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能够通过控制自身的激活和唤醒以达到情绪性、生理性和社交的适应,最后达成个人的目标。情绪调节的发展也可被看作是从被动式的、有他人参与的调节（例如,社会性参照）逐渐进步为主动的、有意识的根据外部线索进行的情绪调节（例如,根据指导语提示调整自己情绪状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年龄被试（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成人早期）在按照不同指导语提示要求下增强调节和减弱调节调节效应量的年龄差异。选取上海市初中生被试35名（22男,13女;M = 14.06岁,SD = 0.42 岁, 年龄范围：13-15岁）、高中生被试37名（13男,24女;M=16.56岁, SD=0.56岁, 年龄范围：16-18岁）以及成人被试35名（9男,26女;M = 23.60岁,SD = 1.96岁, 年龄范围：20-29岁）,采用3（年龄：初中生、高中生、成人,被试间变量）? 3（情绪刺激：正性、中性、负性,被试内变量）? 3（调节策略：增强调节、减弱调节、不调节,被试内变量）混合实验设计,使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Image Task,REAR-I Task）对不同年龄被试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效应量进行考察（Carthy, Horesh, Apter, Edge, & Gross, 2010）。 研究发现,从总体趋势来说,情绪调节策略的效应发展呈V型发展趋势。当不同年龄被试按照指导语要求对其情绪体验进行主动调节时,成人被试的调节效应是最大的,初中生次之,而高中生的调节效应则最低。情绪调节的V型发展趋势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情绪调节态度以及自我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另外,与增强调节策略的使用相比,减弱调节策略效应的发展是最大的。这可能与中国背景下减弱调节的适应价值有关。     

执行功能对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和调节效果的影响

为了探讨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的作用,通过两个研究分析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和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研究1以10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执行功能任务和情绪调节策略问卷考察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2招募了40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执行功能任务和情绪调节任务考察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依据执行功能总分对被试进行分组,分析前33%高执行功能被试和后33%低执行功能被试在情绪调节效果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执行功能越低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执行功能越高的个体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的效果更好。     

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调节灵活性：情绪内容对策略选择和使用的影响

尽管社交焦虑个体被认为存在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不足,但至今尚不清楚这种不足究竟在于难以灵活选择策略,还是难以灵活使用策略,抑或二者兼有？对此,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任务考察了37名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和29名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在面对社交-非社交情绪图片时对认知重评-回避策略的选择模式和使用效果。结果发现：在面对社交情绪图片时,高社交焦虑被试比低社交焦虑被试更少选择认知重评,而更多选择回避;在面对非社交情绪图片时,两组被试对两种策略的选择模式无显著差异。同时,无论面对社交还是非社交情绪图片,两组被试对两种策略的使用效果也无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相比低社交焦虑个体,高社交焦虑个体只有在面对社交情绪刺激时才存在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不足,且这种不足主要在于难以灵活选择策略,而非难以灵活使用策略。     

心理虐待对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人格特质的中介作用

采用儿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心理虐待量表对405名8～12岁儿童进行研究,考察人格特质在心理虐待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儿童心理虐待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神经质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内外倾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2)儿童神经质在心理虐待与儿童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3）该中介模型具有性别和年龄的测量等值性。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心理虐待可以通过神经质的中介作用影响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自我关注重评和情境关注重评情绪调节策略及对随后认知控制的影响

认知重评作为高度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 是否消耗随后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仍存在争议。以往研究把重评作为单一策略研究, 并未区分重评亚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与认知控制结合的任务, 考察自我关注和情境关注两种重评亚型调节情绪的效果, 以及对随后认知控制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两种重评策略都能有效调节情绪, 但调节效果存在差异。从行为角度看, 与中性刺激相比, 负性刺激会引发更高的负性情绪水平, 对随后冲突任务的认知控制能力更差。进一步从神经机制水平来看, 增加负性情绪可能会进一步消耗随后任务可用的认知资源, 与自我关注重评相比, 采用情境关注重评降低负性情绪后, 对随后冲突任务的认知控制能力更强。说明两种重评亚型并不同质, 不仅在调节情绪的效果上存在差异, 而且会引发不同的认知控制后果; 同时, 负性情绪水平越高, 认知控制能力可能会越差。     

抑郁症患者认知重评和分心情绪调节的有效性:ERPs研究

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考察抑郁症患者在指导下使用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调节负性情绪的有效性。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可以使用认知重评策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同时也表现出LPP波幅显著降低,但LPP波幅依然比正常被试大;抑郁症患者使用分心策略后没有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但LPP波幅比正常个体小。结果表明,轻中度抑郁症被试在指导条件下,可以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其认知重评的效果低于正常被试;抑郁症被试使用分心策略的效果好于正常被试。     

累积创伤对儿童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经验回避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儿童的累积创伤与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的关系机制,研究以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南省7所小学的3478名4~5年级、有创伤经历的儿童为被试,采用创伤经历核查表、抑郁的行为激活问卷、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国际创伤问卷进行测试。结果发现:(1)累积创伤、经验回避、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CPTSD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累积创伤能够显著正向预测CPTSD;(2)经验回避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累积创伤和CPTSD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为:一是经验回避的中介作用;二是灾难化的中介作用;三是经验回避-自责、经验回避-沉思、经验回避-灾难化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减少创伤事件的发生,激活儿童行为,调整消极认知情绪是改善和预防儿童CPTSD的重要途径。     

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特质焦虑大学生应激反应的影响

研究采用句子整理任务诱发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模拟应激过程,以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不同特质焦虑倾向大学生在应激状态下的影响。结果发现,自动化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能获得适应性生理反应。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适用于不同特质焦虑倾向的个体。特质焦虑对个体应激反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体验上,高焦虑特质个体更易体验到焦虑情绪。但个体在压力性任务中的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不受特质焦虑因素的影响。     

不同抑郁症状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

为了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测量了766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及其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结果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使用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越多。当调节积极情绪时,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使用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越多,但使用表达宣泄无显著差异;当调节消极情绪时,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使用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越多。并且,阈下抑郁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均介于无抑郁和抑郁青少年之间。结果表明,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少,使用认知沉浸等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但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可能会受所调节情绪效价的影响。同时,相比无抑郁和抑郁青少年,阈下抑郁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更具识别和干预的价值。     

对条件化恐惧反应的抑制效应:指导性与习惯性情绪调节的作用

为了考察实验室指导性与个体习惯性情绪调控策略对恐惧反应的影响,先使用问卷调查了81名大学生的习惯性重评与抑制水平,随后将被试分为两组,指导其在条件化恐惧习得过程中进行主动的情绪调节或自然观看,24h后进行恐惧的表达测试。结果发现,习惯性抑制水平与恐惧习得及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且指导性情绪调节与习惯性抑制均显著降低了恐惧习得及表达水平。这提示指导性与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均能够削弱应激的伤害以保护个体。     

运动员情绪调节心率变异性的特点

该研究采用实验法,以183名大学生运动员为被试,以心率变异性为指标,在情绪诱发和认知任务的两种情况下,系统考察了不同情绪状态、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下运动员自主神经反应的特点,结果表明:情绪诱发情况下,运动员心率变异性分别受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正性情绪的情绪稳定性小于负性情绪,认知重评策略更为有效;认知任务情况下,运动员心率变异性受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共同影响.负性情绪条件下表达抑制策略的效果减弱,正性情绪条件下认知重评策略更为有效.     

情绪调节对大学生英语词汇记忆的影响

采用3(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无策略)×3(英语词汇性质:积极、中性、消极)的混合实验设计,考察在诱发负性情绪条件下,采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大学生记忆不同性质英语词汇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自变量对英语词汇的再认和回忆主效应均显著,交互作用也显著,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被试的词汇再认和回忆成绩优于无策略组,但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的被试在再认和回忆成绩上无显著差异;认知重评和无策略组对中性词汇的回忆成绩均优于积极和消极词汇。结果说明情绪调节对大学生的英语词汇记忆成绩有不同影响。     

儿童2岁时情绪调节策略预测4岁时社会行为

考察儿童情绪调节的早期发展对以后社会行为的预测。对 176名儿童进行 2年追踪 :2岁时 ,观察他们在陌生情境和延迟满足情境下的情绪调节策略。 4岁时 ,对他们在陌生同伴情境中的自由游戏活动进行观察 ,评价其社会交往能力和社会退缩性。在儿童完成分车票任务和收拾玩具过程中对其任务坚持性进行评价。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预测 4岁时社会行为上早期情绪调节策略的主效应显著。这表明 2岁时的情绪调节策略能显著地预测儿童 4岁时的社会行为     

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基于综合认知模型的视角

为了考察在大学生群体中,特质愤怒、敌意认知、愤怒沉思、认知重评以及攻击行为的关系,采用了特质愤怒问卷、愤怒沉思问卷、情绪调节问卷以及攻击性问卷对重庆市西南大学的74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特质愤怒、敌意认知、愤怒沉思以及攻击行为之间两两相关,认知重评与各变量之间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特质愤怒通过敌意认知的部分中介作用预测愤怒沉思和攻击行为,但是愤怒沉思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3)认知重评在敌意认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即敌意认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会因个体认知重评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强度上的差异;(4)对于不同认知重评水平的个体来说,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预测机制不同。具体而言,对于低认知重评个体来说,特质愤怒主要通过敌意认知和愤怒沉思的完全多重中介作用对攻击行为产生预测;对于高认知重评个体来说,特质愤怒主要通过其直接效应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     

情绪调节灵活性的研究进展

情绪调节是个体适应现实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情境和策略均会影响情绪调节效果,近期研究不仅关注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使用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而且更加关注个体在变化情境下灵活地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即强调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作用。基于情绪调节灵活性是个体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同步改变策略,本文提出了情境改变、策略改变以及情境和策略的同步改变三个要素,介绍了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三水平模型和三成分模型,区分了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三类研究范式,讨论了情绪调节灵活性及其适应性,并指出了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人际自立特质对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作用的纵向研究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人格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但是目前尚缺乏人格与认知重评、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关系的纵向研究。根据人际自立与情绪关系的系列研究,假设人际自立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采用青少年学生人际自立量表和情绪调节问卷对374名大学生进行了间隔6个月的两次调查。结果发现,人际主动、人际灵活显著预测6个月后的认知重评。这说明某些人格特质可以影响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