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情境下的不道德行为现象:来自道德推脱理论的解释

为什么企业中的不道德行为会屡屡发生?这是一直以来困扰组织管理实践者和学者们的难题,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与发展机制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心理学视角下的道德推脱理论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释思路。在企业的现实情况中,可以从员工个体和组织领导两方面维度研究各自对应的组织情境因素通过道德推脱机制对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探讨和实证检验组织情境下道德推脱机制的选择偏好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断丰富和加强道德推脱对员工个体以及领导不道德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     

饥无食寒无衣则乱无治:社会保障感受与不道德行为的关系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索社会保障感受与不道德行为的关系,及焦虑在其中的作用。用三个实验对假设进行检验,实验1和实验2探索社会保障感受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实验3则进一步探索焦虑在其中的作用。回归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感受可显著预测人们的不道德行为,社会保障感受越低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越多; 焦虑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低社会保障感受会促进焦虑的产生,继而增加不道德行为。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索并证实了社会保障感受引发不道德行为的微观心理机制,拓宽了社会保障的伦理道德价值研究视域,为未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保障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动机视角下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是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议题。但是, 关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内涵, 目前还存在一定模糊性。基于动机视角, 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定义、特征、动机、类型等方面, 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模糊性进行细致解构与深入剖析, 形成相对系统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概念内涵; 并据此概念内涵背后的动机逻辑, 对现有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梳理, 阐释其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机制; 最后, 从细分类型、测量工具、研究视角、影响因素、抑制机制、影响效应与本土化等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德行领导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利他行为: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以道德推脱理论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776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德行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影响及道德推脱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德行领导会抑制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促进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2)道德推脱会促进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抑制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3)德行领导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员工的不道德行为,通过道德推脱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利他行为。     

青少年网络不道德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道德脱离、责任心、道德同一性的中介作用

研究采用问卷法,对764名青少年进行测试,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教养方式、责任心、道德同一性、道德脱离和网络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拒绝型教养方式通过责任心、道德同一性和道德脱离的中介来间接影响网络不道德行为。责任心可以直接作用于网络不道德行为,也可以通过道德脱离的中介来影响网络不道德行为。道德同一性只能通过道德脱离来影响不道德行为。     

资质过剩感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心理特权与谦卑型领导的作用

运用自我评价理论视角,并采用两阶段追踪调查问卷方法收集数据,探讨了资质过剩感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关系以及心理特权和谦卑型领导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显著正向影响心理特权,心理特权在资质过剩感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谦卑型领导显著负向调节资质过剩感与心理特权的关系。研究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丰富了资质过剩感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理论。     

组织中的揭发行为：决策过程及多层次的理论框架

组织中的揭发行为是员工对工作场所中的违法、破坏规则和不道德行为的检举揭露,是及时纠正组织中错误行为的有效机制。文章回顾了组织中揭发行为的研究起源、概念及测量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了揭发行为的决策过程;从多个层面系统梳理了揭发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产生机制;归纳了揭发行为实践的影响结果。提出未来研究应关注跨学科视角的个体前因、区分特定情境变量的影响、探索行为产生机制和开展本土化揭发行为研究等问题。     

组织内领导越轨行为研究：概念、诱因与结果

领导越轨行为是指领导者在工作场所中故意违反重要的组织规范的行为。通过整合分析组织内越轨行为和领导行为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 领导越轨行为的诱因大致包括个体因素(个性特征、个体知觉和人口学变量)和情境因素(组织文化、工作特征和人际影响)两类, 并且主要通过社会比较、社会心理和社会交换三条路径进一步影响下属的工作绩效。未来研究应从行为客体(组织-人际)和行为动机(利己-利他)两个角度对领导越轨行为的内涵进行纵深拓展, 并进一步考察不同诱因的交互影响以及领导越轨行为的作用机制。     

高绩效要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

通过确立较高的绩效目标以提升组织绩效被普遍认为是一项有效的管理措施。然而,学术界对它的负面影响却缺乏研究。本文提出了高绩效要求将启动员工道德推脱机制为其随后进行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开脱,即道德推脱在高绩效要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本研究提出两种不同效应的调节变量:感知的市场竞争正向调节变量之间的间接关系,而道德认同则负向调节这一间接关系。通过对某零售企业225名员工的两阶段调查,本研究提出的调节-中介模型获得了观察数据的支持。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发生的中介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指导管理者采取恰当的管理措施,以期有效地管控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出现。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机制与理论模型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界定的是组织员工出于维护组织的利益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UPB在组织中难以被识别, 却可能给组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兼具亲组织性和不道德性, UPB的研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 有必要明确UPB的来源与界定; 亦有必要借鉴“不道德行为”的解释路径, 从理性决策和直觉判断两个解释机制对UPB前因研究取得的进展进行理论归纳梳理, 形成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亲领导不道德行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细分研究, 中国本土背景下企业所有制形式对UPB理论模型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 以及角色压力对UPB的影响。     

消费者不道德行为与员工情绪衰竭关系的调节性中介模型

大量研究业已揭示,消费者针对员工的不道德行为是导致员工情绪衰竭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消费者不针对员工的不道德行为（consumer unethical behavior that are not employee directed,CUB）是否会影响员工的情绪衰竭,研究还较少涉及。基于道义伦理学,本研究提出了一个调节性中介模型,以分析CUB与员工情绪衰竭的关系。该模型假定,CUB与员工情绪衰竭之间的关系以情绪抑制为中介,并且受到员工道德认同的调节。对198名销售人员的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消费者针对员工的不道德行为,CUB仍影响着员工的情绪衰竭;CUB与员工情绪衰竭的关系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道德认同较高的员工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情绪抑制与情绪衰竭。研究支持了假设的调节性中介模型,情绪抑制在CUB和情绪衰竭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仅如此,这一中介作用还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情绪抑制在CUB和情绪衰竭之间的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道德认同较高的员工中。最后探讨了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     

伦理型领导、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379名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探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伦理型领导与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显著负相关;组织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不道德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调节了组织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水平越高,组织伦理气氛的中介作用越强。     

亲亲相隐何时休?关系对揭发意向影响的边界

当组织中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跟自己关系非常亲近时,员工可能不会揭发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而给组织带来潜在的隐患。鉴于先前研究较少关注如何降低不道德情境中关系的包庇作用,本研究考察了组织和个体特征在削弱关系与揭发负向关系方面扮演的调节角色。结果表明,关系会抑制员工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意向(研究1~3),且关系对员工揭发意向的负向影响受到了组织关系取向(研究1和3)与员工正直(研究2和3)的调节。随着组织关系取向的下降或员工正直程度的提升,关系对员工揭发意向的抑制作用逐步降低。这些结果对于组织内部揭发机制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东方人在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做些什么

道德情绪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唤起个体的不道德情绪(或道德情绪),然后分别对其进行字词偏好、物品选择和颜色喜好等测验,来探讨东方人在不道德情绪状态下会产生什么行为。结果发现：处于不道德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对含有掩饰意义的行为动作、物品具有心理和行为上的接近性,且经过掩饰行为(整理动作)之后,这些个体对白色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好,而无整理动作(休息)的个体则更偏爱黑色。这表明,不同于西方个体的道德洁净行为,东方人身上出现的是一种道德掩饰行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对医生角色行为的道德判断研究

2020年初,在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医生是战“疫”的重要角色,也是最受关注的职业群体。这次疫情是否改变了以往因医患矛盾而引发的大众对医生的道德判断?本研究采用徐科朋(2019)编制的道德判断材料,以非医护专业大学生为被试,用实验法分别比较了疫情前和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判断。结果发现:(1)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公平行为上的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中,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关爱、忠诚、权威行为上,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前。(2)在整体不道德行为上,疫情中大学生均对医生的评价比对照组严格。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背叛、颠覆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宽松。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伤害、背叛、堕落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严格。(3)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整体不道德行为和各维度不道德行为上的评价较疫情前均更加严格。     

驾驶行为对驾驶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索驾驶行为对驾驶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驾驶行为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220名驾驶员进行测试。结果发现,驾驶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过失型和故意型驾驶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过失型驾驶行为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过失型驾驶行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     

大学生作弊:是道德自我欺骗吗?

以往关于考试作弊的研究大都着眼于相关因素,还很缺乏对主体意识结构的分析。本研究以自我欺骗为理论框架,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一个行为实验及与实验有关问题的分析,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作弊行为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研究样本的31.63%的大学生的作弊属于道德自我欺骗,即作弊时意识与潜意识持有一个相互矛盾的错误信念,具体说就是,在意识里并没有意识到作弊是不道德的,但同时在潜意识里却认为它是不道德的。     

反馈间隔影响反馈加工：整合行为和电生理研究的视角

反馈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反馈信息进行学习是人类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手段。反馈间隔是指个体行为发生到反馈刺激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在反馈加工过程中, 反馈间隔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但反馈间隔影响反馈加工的研究结果不一。对反馈间隔影响反馈加工的行为和电生理研究分别做了介绍, 对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结合行为研究与电生理研究, 并统一反馈间隔的操作定义。     

“道德健康”辩驳:亦论道德与健康的关系

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提出"道德健康"一词,从未将"道德健康"视为健康的组成部分。"道德健康"这一概念及其相关主张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错误认识:(1)将"道德"这一健康的影响因素误认为是健康的构成维度;(2)将不道德行为与容易由此引发的疾病混为一谈;(3)将某些疾病的症状表现误判为患病者的不道德行为;(4)将某些疾病的诊断标准误读为患者的不道德行为。"健康道德"是完全不同于"道德健康"的另一个概念,"健康道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目前道德心理学中存在对道德推理作用的质疑, 这一质疑源自哲学领域的著名争论。从经典道德心理学理论来说, 道德推理应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新近的观点则否定这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通过文献搜索与检查, 获得了50项研究和83个独立效应量, 共包含16738名被试。检验表明发表偏差不会影响元分析的结果,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是准确的。通过随机效应模型的元分析表明, 道德推理与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 与不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道德推理测量工具的类型会影响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被试年龄阶段会影响道德推理与不道德行为的关系。这些结果肯定了道德推理的作用, 也强调了研究过程中要关注测量工具的类型, 指出了需要开发更全面的道德推理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