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王煦华同志的无产阶级应当继承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的观点

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从一九六三年八月到现在已经快二年了。在这将近二年的讨论中,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评价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即奴隶主的道德、封建地主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能不能继承?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     

亨普尔的历史哲学

亨普尔(C·G·Hemple,1905— ),德裔美籍人,维也纳柏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亨普尔的一生主要侧重于科学哲学研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现代科学哲学领域内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里新实证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他把科学解释中的“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型运用于历史解释,引起了历史哲学内部长达数十年的争论,直到60年代,历史哲学争论的中心仍然是“覆盖律”问题。代表亨普尔历史哲学主要观点的是他于1942年发表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942)一文,其中,他提出了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律”这一问题。后来,又在《历史解释中的理性和     

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

人们通常把亨普尔看作是维也纳学派柏林小组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覆盖律”是当代科学解释问题注意的中心之一。当他把“覆盖律”运用于历史解释时,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争论,这一争论延续了几十年。鉴于我国学术界对亨普尔的哲学思想研究不够和对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不甚了解,我们将亨普尔的著名论文《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全文译出。这篇文章集中地反映出亨普尔是如何把“覆盖律”贯彻于历史领域的。本文选自亨普尔的论文集《科学解释面面观》。译文删去了关系不大的原注。     

唯物史观是理解历史的钥匙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个结论在学理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但无论如何绕不开历史领域，归根到底属历史科学范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而要研究好历史科学，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理解历史的钥匙。离开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不可能获得科学的结论，相反却往往与研究者的善良初衷背道而驰。唯物史现严格要求，只能使用“批判审查过的资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即使对这～点有所偏离，…     

《儒教问题争论集》出版

对于“儒教（或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尽管参加争论的学者并不很多，但它确是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最具挑战性，也是一个颇有争议并使众多中国学者甚感困惑的问题。然而，争论的文章发表在不同的书刊和专著中，查寻起来颇费周折。为使关注这一问题的广大学者较为便利而又全面地了解争论的情况及其发展脉络，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有关研究的深入发展，宗教文化出版社独具慧眼，特邀“儒教是教”说的提出者──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做主编，选编儒教问题不同观点的典型文章，于世纪交替之际（2000年11月）出版了《儒教问题争论集》。《儒教问题争论…     

“私”辨——兼谈“自私”不是人的本性

在思想理论界,有些问题的争论常与争论的双方对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相关,关于“人的本性是不是自私的”这个道德(“德性”)问题的争论,就属于这种情况。 本来,关于私,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此处仅举五种。一是“私下”,即“背地里”或“一人独处”的意思。孔子说,颜回听他讲学从不提问,也不发表不同意见,但回     

依靠社会主义发展中医

最近中国各报上展开中医大讨论,袁宗军等提出:“拿什么拯救中医。”符少花等提出:“中医路在何方。”杜治政综合出四大问题及十个小题,指出中医争论已一百几十年了,也许还要继续一、二百年。他希望这个争论在短期内达成共识,发表了《以理性思维看待中医》长文,其中他反对“中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概况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并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对“早期传播”这一课题的研究,却长期存在着分歧意见。今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对这个问题继续展开讨论。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明确区分“早期介绍”和“传播”两个不同阶段。对“早期介绍”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要肯定,但     

孟子研究综述

关于孟子思想,学术界从来有争论,这本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但“四人帮”出自反革命需要,把孟子定为比孔子更反动的复辟派,全盘否定孟子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教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二十家报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对孟子的阶级属性、哲学思想、人性论、“仁政”学说等提出不同看法,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确实是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或总称曰“中国的”文化。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划清同唯心主义的界限

分歧继续存在着于世诚同志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是两年多前开始的争论的继续。但是这篇文章本身也表明,那次争论不是没有成果的,至少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是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否认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同一性的论点是错误的。本来于世诚同志在他的第二篇讨论文章里似乎也想改正他这个论点,但是提得比较含混,而且声明这只是“个别提法”。现在他明白地承认了错误,并且也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     

梵蒂冈《人世和平》通谕与美帝“和平战略”

美国政府自从肯尼迪上台以后,采取了比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更加冒险和更加狡猾的手法,大力推行以核讹诈为后盾的“和平战略”,妄图不战而胜地建立世界霸权和奴役世界人民。已故罗马教皇若望二十三世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发表了一个《人世和平》通论。通论公布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评论说,任何国家“不能比美国更欢迎”这个通论。几天之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仔细研究了《人世和平》通论感到十分鼓舞。”他还表示:“作为一个美     

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简介

近一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朱光潜先生的“质疑”引起的。1978年8月,朱光潜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一文,随后又于1979年2月在《华中师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     

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的历史模式讨论述介

马克思提出的历史模式是一种还是多种?是连续性模式还是非连续性模式?这些模式是一致的还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是一致的,用什么方法才能统一起来?西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争论,并且至今仍在争论之中。 一、马克思主张什么样的历史模式? 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的历史模式的争论起始于原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65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书。该书原为马克思《1857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霍布斯鲍姆将其由德文译为英文冠以新的书名发表,并写了一个导论。他认为,     

超越“自然历史过程”——也论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陈志良、杨耕两同志关于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文章,该文首次消除了把“自然历史过程”与社会历史过程等同起来的历史性误解,力图还“自然历史过程”理论以本来面貌。在复原这一本来面貌时,作者认为,“自然历史过     

評刘节先生的“唯仁論”和“天人合一”說

近两年来,刘节先生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等文。刘节先生在这些文章中发表的意见,在我看来,是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实际上是用他的“天人合一”说、他的“唯仁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认为,只有用他这样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才能揭示“历史真象”,才能“古为今用”,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不少同志已对刘节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刘节先生在不久前的发言中,还坚持己见,继续争鸣。为了明辩是非,为了追求真理,争论应当继续下去。本文拟对刘     

《文史哲》“小论坛”栏和《江淮学刊》“笔谈古为今用”栏简介

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的《文史哲》《小论坛》栏和《江淮学刊》新辟专栏《笔谈古为今用》都发表谈论学风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专栏“小论坛”上的有石书的《历史地具地体研究古典文学》和庞朴的《也谈古为今用中的简单化》。石书的文章着重批评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无批判地继承、盲目肯定和美化古人的现象。作者指出这种现象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把糟粕当精华,无原则地企图为过去一些御用的封建文人和腐朽的贵族文学翻     

温故而知新--兼论当前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

当前我国出现了一场关于“反科学主义”、“科学传播”的争论。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此类争论。温故知新。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有关争论,也许不无裨益。 一、历史上关于科学的争论 20世纪上半世纪,中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世人瞩目的关于科学问题的争论。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向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宣传阵地。就在“科学”刚开始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反弹。     

走向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的最新研究

当英国历史学家忽视任何与历史哲学相关的最新著作时,他可能会得到谅解。因为,历史学这个专业中的专家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哲学这种思辨性和分析性行为,对于历史编纂学的实际工作,即使有所助益也是很小的。G.E.爱尔顿(Elton)教授的《历史学实践》(1967)一书的首页就挑明了这个最直接明了的告戒。他建议我们,“《历史和理论》的每一个新成员都想发表一篇力图给历史赋予一个哲学基础的文章,而且,某些这样的文章也是有趣的。但是,我怀疑他们是否推进了史学论文。”因此,在爱尔顿看来,几乎没有必要授权他在另一个学科中的同行去评估历史编纂学的认知要求。历史学家本人,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为了实际的需要去决定历史学方法的目的和用途。而对这种保护主义方法的危险性的诊断,则留给了后期的A.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1974年)。汤因比声称,爱尔顿正在“处心积虑地试图创造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的封闭的领域”,在汤因比看来,这种封闭的领域“对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致命的”。当然,超越历史学和哲学的界限是有危险的,汤因比本人在历史学专业中没有什么名望,这可能会被看作是这种危险的一个显著标志。     

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国土上,一场深刻的改革正在展开。象科学史上每一重大科学发现都伴随着某种思想回潮一样,每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往往会把历史上的重要论争又重新提出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民主革命时期争论过的重大问题,在今天又以“中国改革的前途是什么”的形式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