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凡事包容”

经文：林前13：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就是“兼包并蓄”,“容”就是“海纳百川”;因此,“包容”讲的是“接纳”、“容忍”、“礼让”、“爱心”,此诸多元素皆以“仁”为基础。“仁”者才有“爱心”、才懂“礼让”、才知“容纳”、才会“宽宏大量”、才能“包容”。     

“自己”的座右铭

珍视名誉贵在“自爱” 摆脱痛苦贵在“自拔” 探究事理贵在“自得” 踏人社会贵在“自立” 举手投足贵在“自重” 处变不惊贵在“自若” 稳定情绪贵在“自制” 风流潇洒贵在“自然” 遭受挫折贵在“自勉” 严格要求贵在“自律” 承担失误贵在“自咎” 遵纪守法贵在“自觉” 实现目标贵在“自信” 面临轻视贵在“自尊” 搏击人生贵在“自强” 成就事业贵在“自创” (编拼焦秀兰思迪)“自己”的座右铭@王艳萍~~     

一种特殊的汉语构词方式——浅谈成语的“略语”

汉语中有些成语有“略语”。例如: ①“沧海桑田”的略语是“沧桑”。②“切中肯綮”、“深中肯綮”的略语是“中肯”。③“一以贯之”的略语是“一贯”。④“出谷迁乔”的略语是“乔迁”或“迁乔”。⑤“越俎代庖”的略语是“庖代”或“代庖”。⑥“管中窥豹”、“以管窥天”的略语是“管窥”。     

阿奎那的自然法作为本性之律的人学内蕴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系统地架构起一个包括“永恒法”(eternallaw)、“神法”(divinelaw)、“自然法”(naturallaw)、“人定法”(humanlaw)等内容的思想体系。其中,他将“自然法”视为以人性为根据的“本性之律”,协助人完成其“本性”目的。“自然法”不仅由于其“上通”“永恒法”而“分有”“神性”特征,更为深刻的是,其作为“本性之律”“下贯”“人定法”以规范人的世俗生活,而彰显出深厚的“人学”意蕴。一、“自然”的“本性”解析按照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由“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定法”等构成的宇…     

STUDIES IN WORLD''''S STUDIES IN WORLD''''S RELIGIONS(NO.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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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仁德”道德规范的理论依据及主要内涵

孔子认为人追求“富贵”、厌恶“贫贱”、趋利避害的心态，决定了人是“好利”、自私的，只有“克己”、“克私”，才能培养起人的“仁爱”品质，才能恢复“周礼”，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孔子提出的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的“仁德”的道德规范不是“仁义礼智”等，而是“爱”、“忠”、“孝”、“恕”、“恭”、“信”、“俭”、“谦”等。     

《周易·坤卦》卦名新探——秦简《归藏》及清华简《筮法》的启示

《周易》坤卦也遵循 “依筮辞而题卦名”的一般规律，卦名本作 “黄”，源于爻辞中 “黄裳” “玄黄”之 “黄”，甲骨文 “黄”“寅”同形，“寅”与 “坤”同音通假，以 “寅”为卦名在 《归藏》中得以保留。《易传》以 “地” “顺”释 “坤”缘于声训。“坤”卦又作 “川” “■” “巛”，与 “坤”为通假关系。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

通行本《系辞传》有“道”字29个。如:“乾道”、“坤道”、“三极之道”、“天地之道”、“道济天下”、“昼夜之道”、“阴阳之道”、“君子之道”、“道义”、“显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天下之道”、“天之道”、“形上之道”、“日月之道”、“小人之道”、“为道”、“道”、“天道”、“地道”、“人道”、“其道”、“易之道”。我们可以将这些“道”简单地归纳为四类:a、天道:b、地道:c、人道:d、易道天道与地道合而言之曰“天地之道”。天道、地道、人道合而言之曰“三极之道”。     

自我否定的“好处”

“我害羞”、“我挺懒”、“我胆子小”,“我害怕”、“我笨手笨脚”、“我总是担忧”,“我记性不好”、“我不善于修修补补”,“我数学挺糟糕”、“我不太合群”,“我太呆板”、“我不会烧饭做菜”,“我拼写不行”,“我动不动感到累”     

世纪的困惑──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当人们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哲学的情形时，不免深深感到人们并未摆脱“物自体”、“本体”的困惑和索绕。不错，人们以为早已告别了“物自体”，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似乎早将康德的“物自体”“消化”掉了：“本质”通过“现象”“显现”出来，干是有“现象学”——“显现学”。“现象学”到了现在，胡塞尔杨弃了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的”“过程”，把“本质”与“现象”统一，看作是“直接的”，无需任何外在的“符号”的介入，“本质”直接地“显现”出来，这才是“理念”。“消解”辩证的、历史的“过程”，也就是…     

从东西文化、学术、思想看“易学”的意义和特色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中心。“宇宙观”、“人生观”、“目的论”和“价值论”都可以从“知识论”的基础上去推衍,也可以划归到宗教和科学的范畴。但没有“知识论”,便没有西方哲学(“爱智”)。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是由“知识论”发展到“分析哲学”、“科学论”、“语言分析”,因而引发“人生哲学”、“宗教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反应。本文探讨易学在这方面的意义。     

“的”字词组的构造与功能

“的”字词组是结构助词“的”附着在词或词组的后边而构成的一种词组,也叫“的”字结构,如“吃的”、“他的”、“木头的”、“送报的”、“老师讲的”等。如果“的”字后边有被修饰的中心词,则“的”前边的词或词组就变成了修饰成分(定语),不再组成“的”字词组,如“吃的东西”、“送报的人”中,“吃”和“送报”都是定语。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字词组实际上是“定语”加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     

“思想”作为“无”“存在”——哲学反思的前提追问

一、“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一般的理论思维之所以不“反思” ,或者说不自觉地“反思” ,是因为在这些思维中 ,“思想” (thinking)与其对象———“存在” (existence)总是相互外在的 ,“思想”只是空洞的有欠缺的东西 ;而哲学之所以专事反思 ,是因为在哲学思维中 ,“思想” (thinking)与其对象———“存在” (being)是内在同一的 ,“思想”是唯一的“存在” (being)。“哲学”要“反思” ,必须把“思想”本身作为思维的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作为思维对象的“思想”不是实存的“存在者” ,而是使“存在者”成为可能的“存在”本身。在知…     

折射“字”里的阳光

智:最“懂”得怎样度过每一“天”。功:要想出人头地,必须下大“工”夫,出大“力”气。吹:之所以虚张声势,仅仅因为“欠”了人家一顿“口”福。吵:只恨“少”一张“嘴”。闷:不让爱“心”出“门”,心情也好不了多少。怕:“心”里一片空“白”,才六神无主。钻:一心只想去“占”有含“金”量高的东西。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近亲属权利表达逻辑的伦理维度

婚姻家庭编是以关爱伦理为基点展开近亲属的个体权利规则。夫妻关爱伦理的实践内涵是“互爱互信”“恩爱相待”,法律内涵体现为“平等”“互爱”,强调以独立、平等的反分离的牵引力来实现夫妻之间的恩爱有常。亲子、“手足”、祖孙等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逻辑是基于“仁爱”之“爱”（单向的顺爱）和“仁爱”之“仁”（逆向的感恩的爱）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有序”的“爱”而展开的。实然层面,婚姻家庭编确以“和”为“航向标”指引着条文的修增,如为“恩爱有常”“仁爱有序”修增了正向规则、负向规则。应然层面,未来修法时还应当继续践行以“平等”为前提条件、以“爱”为内核要求、以“和”为目的要求的现代家庭伦理三原则,着重以关爱场域为“家庭”“家人”构建“优良家风建设”的主体要素,以“协力互助”为“恩爱有常”划定合理的“同居共财”界限,以“家顺人和”为其他近亲属“仁爱有序”添“砖”加“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融入。     

“这几个孩子是小学生”不是特称判断

中等师范《语文基础知识》(第三册)“直言判断的种类”和“三段论的规则”中,把“这几个孩子是小学生”(第49页),“那些北京人是青年”(第88页)和“那些动物不是鱼”(第88页)三个判断引为特称判断的例证,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编写者疏忽了“这几个”、“这些”“这部分”、“那几个”、“那些”、“那部分”同“有些”、“一些”、“某些”、“有的”、“部分”这两类量项的差异。     

《经律异相》大意

《经律异相》,五十卷。梁天监十五年(516年),庄严寺沙门宝唱等集。载于丽藏“仙”至“傍”函、宋藏“灵”至“启”函、元藏“灵”至“启”函、明南藏“路”至“户”函、明北藏“经”至“相”函、清藏“经”至“相”函、频伽藏“雨”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三卷。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