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定义”的定义

目前国内出版的许多版本的逻辑教科书,在谈到什么是“定义”时,都认为: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例如: “定义是通过一个概念明确另一个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定义是揭示概念的内涵的逻辑方法”(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定义就是明确概念内涵的方法”(诸葛殷同等《形式逻辑原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白马非马”与诡辩哲学》一文的逻辑分析有误

刊在《管子学刊》1989年第1期上的《“白马非马”与诡辩哲学》一文(以下简称“白文”),在总结“同诡辩作斗争的历史教训”时说:为了同诡辩论进行有效的斗争,不但要懂得辩证逻辑,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且要懂得形式逻辑,善于进行逻辑分析。在战国时期,人们对“白马非马”的诡辩论,     

关于中国逻辑史是否应当是中国形式逻辑史的一场争论

在1980年的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就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除对辩证逻辑的性质持有不同意见外,一致承认中国古代有相当丰富的属于(传统)形式逻辑范围的思想和理论,中国逻辑史应当主要是中国形式逻辑思想发展史。因此,大家一致同意以形式逻辑为范围选编一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一部《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现在这两大部著作都早已完稿,著作已经出版,资料亦将出齐。这两年来,由于国外有关“非形式逻辑”、“内涵逻辑”、“语义学”新概念、新观点的进一步引入,一些同志在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等解和论点,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逻辑史是否应当是中国形式逻辑思想发展史的争论,理其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非形式逻辑史”;(2)“语义学史”或“古汉语语义学史”     

正确进行表达式的逻辑解读——再说语言困惑的解脱

概念“■■P”是否是“P”?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邢运中撰文对此提出了“二难”。(《概念“■■P”是否是“P”(我讲<形式逻辑>的二难之二)》,《逻辑与语言学习》1991年第4期)我认为,邢的第二个“二难”是其第一个“二难”的孪生兄弟,两个“二难”形式不同,实质     

演绎推理可以从已知推出未知

“形式逻辑首先也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2页)形式逻辑能从已知进到未知,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那么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能否获得新知识,由已知进到未知? 有人认为,“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故张三亦有死。这里凡人皆有死的前提既已逻辑地包含张三亦有死的结论,请问这论式……对张三究竟增加了什么说明或解释?答曰:没有增加丝毫。”(《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第55页)还有人说,上面的那个三段论,不过是把前提中所说的东西,在结论中“缩小范围再讲一遍,毫无新意”。我不想     

非形式论证的评价方法

一非形式论证 (informalargument)是与形式论证相区别的逻辑论证。形式论证是形式逻辑研究的内容 ,非形式论证是非形式逻辑 (informallogic)的研究内容。非形式逻辑于 2 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 ,用“非形式”命名这种逻辑 ,意指这是一种不严格的逻辑。形式论证具有固定的结构 ,要求结论从前提演绎得出 ,否则论证无效。非形式论证的结构常常不明显 ,它不单纯要求结论从前提必然得出 ,也允许结论得到前提足够的支持 ,仅当前提对结论的支持不足够时 ,才认为论证是谬误。对于论证 ,形式逻辑关注它的演绎有效性问题 ,非形式逻辑关注它的有效性程…     

“白马非马”是辩证命题吗?

周云之同志在《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中提出了重新评价公孙龙“白马非马”论的基本性质问题。在此之前,周在另外两篇文章《公孙龙关于名(概念)的逻辑思想——“白马非马”纯属诡辩吗?》、《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问题》中也谈到同一问题(以下简称周文)。周文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根本不是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离     

第二讲 论证的评估——比尔兹利图

随着对“实践的逻辑”要求的不断增长和数理逻辑对日常思维中逻辑问题的无能为力的日益显著,非形式逻辑越来越引起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的关注。非形式逻辑以论证为中心,力图回答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论证的分析,语言预设的特征以及谬误的类型等。其中对论证的分析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蒙诺·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采用图表的形式来分析论证的结构以帮助人们对论证进行评估,这种图表经过斯蒂·文·托马斯(S·N·Thomas)和诺尔特(J.E. Nolt)的发展和完善,就形成了所谓的     

《形式逻辑新编》是一本好书

苑玉成等编著的《形式逻辑新编》一书,于1991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绪论、命题逻辑、直言逻辑、关系逻辑、模态逻辑、归纳逻辑、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和论证等9章,书后附有论说文的逻辑结构分析。这是一本具有创新意识的好书,很值得一读。总的说来,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式逻辑,也不是纯粹的现代形式逻辑,而是取两者之长,把现代逻辑的严密性和传统逻辑联系自然语言的实用性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构造出一个新的形式逻辑系统。一般的传统逻辑著作,都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顺序编写的,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纵向结构体系。《形式逻辑新编》完全打破了这一框架结构,而是建立了一个横     

“巧辩”趣谈

人们都痛恨“诡辩”,因为诡辩者在表面上、形式上好象是运用正确的辩论手段,实际上有意违反形式逻辑规律、规则,作出似是而非的推论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荒谬的言行进行辩护。但是,并非所有的诡辩都是狡猾,有时候,诡辩倒是一种少有的机智。比如,为了活跃气氛,为了应付某种困难的问题,为了斗敌,等等,都用得着“诡辩”的手段。象这种没有不良动机的“诡辩”     

近两年形式逻辑读本的新动向

目前多数逻辑工作者认为,几十年来形式逻辑的讲授,基本上是一百多年前的内容,虽有点修正和改革,但都没有突破传统逻辑的老框框。1984、1985两年又出版了不少形式逻辑的教材,自学辅导读物等。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数理逻辑的初步内容,探索着改革的道路。这些读本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开始用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来改造传统逻辑教材。如陈宗明、黎祖交的《干部简明逻辑》(浙江人民出版社);徐元瑛、沙青的《普通逻辑纲要》(河北大学教材科);夏兴有的《形式逻辑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     

关于概念间关系的分类问题

现今广为流行的三本普通逻辑教材,对于概念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分类。人大本《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分类是:     

评介两本《维特根斯坦》的书

在1976年《哲学家的争论》丛书上,首次发表了福格林(Fogelin)的《维特根斯坦》。第二版(1987年,共255页)很明显有两处较大的改动。福格林重新精工细作了有关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关键性论证的形式和要义,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逻辑哲学论》中逻辑部分,以及有关“私人专用语言的论证”和“遵循一种规则”这两章进行了批评。根据《前言》所说,福格林做这些修改是“为了简明”,为了答复批评,特别是为了答复那些来自维护《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学家们的批评。     

略说集合体与系统的异同及联系

集合体与系统本是不同的,可是实际思维中人们却往往分辨不清,包括一些权威性著作。如,金岳霖编《形式逻辑》认为“森林”与“舰队”同是集合体;诸葛殷同等编《形式逻辑原理》认为“森林”与“工厂”同是集合体;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修订本)>自学要点和思考题、     

非形式逻辑及其早期历史发展

“非形式逻辑”作为逻辑的子领域,最初出现于1970至1980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本文意在回顾非形式逻辑发展的早期历史进程。本文假定,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时,非形式逻辑的本质能够得以阐明。因此,我将以观念史领域的评论作为出发点。之所以不从理论的要素谈起并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其中一个理由在于“非形式逻辑”这个词并不指示一个理论。非形式逻辑部分地可看作是某个思潮,部分地可当作一种论证研究进路,部分地涉及到对逻辑之本质的看法,这些都可以通过考察非形式逻辑的发展史来加以理解。本文的第一部分追溯了非形式逻辑的兴起,概括了其思想史和社会史,并评述了其早期发展中的主要人物、教科书,以及主要的论旨及其社会化。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了《逻辑的自我辩护》这本教科书中的一些革新。第三部分简要涉及非形式逻辑与其它领域的早期互动。     

是选言判断还是联言判断

一些比较通行的逻辑读物在讨论相容的选言判断时,举出毛泽东同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的下列语句为例: ①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形式逻辑》修订本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普通逻辑》一九八二年版第76     

投足为何不可报国?

由思微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修订本)的《形式逻辑漫谈》一书,在谈到“小词不当周延”的错误时,以“投足焉可报国”为标题,举出这样一个实例: “四十多年前,有一位游欧的杨漫华女士听见比利时女人说中国女人缠足,立即伸出自己没有缠过的足脚,使她们哑口无言。”《形式逻辑漫谈》编著者(下简称“编著者”)认为“杨女士的逻辑是: 我是中国女人;(小前提) 我没有缠足;(大前提) 中国女人都没有缠足。”(结论) 于是断定“杨女士”“这个推理违反了直言推理的规则,犯了“小词不当周延的错误”。     

论当代逻辑学发展的特征

本世纪是逻辑学兴盛的世纪。逻辑学以其特有的规律,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波涛,不断奔流向前。当代逻辑学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一、逻辑学说多元化恩格斯说:“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这一论断对于今天的逻辑学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的     

非形式逻辑与演绎主义

非形式逻辑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首先是一种寻求更好的大学逻辑教学方式的努力。进而,非形式逻辑学者们逐渐开始触及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理论议题,即发展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关于论证以及好论证的理解方式。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布莱尔和我阐释了非形式逻辑为哲学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其中一点我们称之为“演绎主义的终结”。那时我们并未给出演绎主义的定义,而只是把它等同于麦金泰尔的那个精炼的说法：“任何推理,不是演绎的,就是有缺陷的。”但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作出“演绎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显然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因为演绎主义似乎至今都还很有生命力,甚至在那些倾向于非形式逻辑的学者那里它也能得到支持：恩尼斯长期以来都辩护演绎主义是一种论证重构策略,格罗尔克更是致力于辩护它是一种论证评价理论。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诉诸于演绎技巧和演绎规范的逻辑研究。当我们意识到演绎和演绎主义已经如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哲学发展史中,并且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关于逻辑研究的理解,我们就能明白非形式逻辑这一理论努力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我将首先澄清“演绎主义”的意思,然后再分别考察那些赞成和反对演绎主义的论证,最后,我将表明非形式逻辑是从演绎主义中挽救逻辑的理论尝试。     

概念的论域与概念的种类

“教师”表示什么概念?——“‘教师’这个概念是一个普遍概念,又是一个非集合概念,也是一个实体概念和正概念。”这是《普通逻辑》的回答。(见该书一九八二年版第24页)但是这样的回答未必是确切的。因为“教师”这一语词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示非集合概念。比如,在“教师是辛勤的园丁”这一判断中。“教师”就是一个集合概念。然而,这种脱离概念的论域判别概念种类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逻辑著作中,诸如不顾论域地断定“书”、“山”、“人”是非集合概念的做法,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