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苏舆《董子年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少年时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母生。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与胡母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汉书·董仲舒传》)。曾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被任命为江都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探诂

《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牵涉到“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解释清楚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注解,虽算不上歧说纷纭,却也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知道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杨恽传》引用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氏说的正是“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后人在解释“君子喻…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西汉齐地民风略论

《汉书·地理志》对齐的地理范围有明确记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信阳,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包括今山东莒南、平邑、泰山以北以东整个山东半岛及河北西南边侧地带,大体是先秦齐国的统治领域。尽管汉代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汉书·王吉传》、《风俗通义·序言》)的流行谚语,在齐这块方圆千余里的地盘内,从饮食起居到婚丧嫁娶等具体方面,风俗习惯不会整齐划一,但与其     

论汉代儒学对医学的深层影响

论汉代儒学对医学的深层影响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００３）田树仁对比一下仓公“诊籍”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汉代是我国医学由不成熟向成熟长足发展的时代，这时儒学定于一尊。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

先秦名家,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专以讨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批学者,他们是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并包括广大“辩者”在内,汉代史学家司马谈把他们称为“名家”,《汉书·艺文志》也把他们列为“名家者流”。 在先秦,名家由于常常提出一些与常识相违的命题,而曾受到儒家、道家、阴阳家以及墨家的批评。尤其是庄子和荀子,对名家思想更是视为仇敌、大加斥责。《庄子·天下篇》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和郑玄的崇尚礼学

<正> 东汉统治阶级崇尚礼仪,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玄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礼记·月令》题疏见《十三经注疏》)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七:“然统康成一生著述以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两种文化现象。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荀子非儒家辨

荀子在历史上是一位对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传统习惯都将其划为儒家学派,尊称为“儒学大师”。战国末期的韩非曾把他列为“儒学八派”之一,传统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将《荀子》一书列入“儒家类”。然而,综观荀子的思想学说,却与正宗儒学(孔孟学说)大相径庭,其历史命运也不能与孔孟相     

走近董仲舒——读《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在两汉儒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汉书·五行志》认为他“为儒家宗”。同时董仲舒又是公认比较难懂的儒学人物之一。《春秋繁露》文字佶曲、旨义晦涩,要真正梳理出其中的逻辑脉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欣喜的是,曾振宇先生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一书,作为“元典文化丛书”一种最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掩卷而思,该书是近年来研究董子的一部力作。气论是董子哲学的根基,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作者认为,气作为哲学本体论有四个特点：一是有机性。气本原在哲学性质上是一有机体,它是…     

借鉴历史经验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的出版,使我想到:早在春秋时期,晏婴即讲“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认为廉洁是从政为官的根本。为了使从政为官者保持廉洁,西汉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从政为官者不要“与民争利”,他讲:“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董仲舒对策三》)。西汉宣帝时提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强调官吏的廉洁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官的不能清廉自守,势必会影响到下属、百姓和整个社会风尚。如清     

从历代史志著录顺序的不同看《论语》《孝经》的经部地位

<正> 《论语》和《孝经》是先秦儒家的两部重要经典著作,自从西汉刘歆的《七略》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将它们收入目录学著作中后,二书在历代史志中的著录顺序曾发生过前后不同的变化。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著作,但早已失传,它的基本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它将汉代的藏书分为六大类,其第一大类“六艺略”,主要包括儒家的《六经》及其传注,相传这些经传都经过     

误诊误治病例所致医疗纠纷分析——附3例报告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汉书·魏相传》与西汉易学

《汉书·魏相传》是研究西汉易学的一篇重要文献。文中云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反映了西汉中期易学的特点。《易阴阳》是将《易经》与阴阳数术结合的产物;以五行配八卦、中央黄帝执坤艮治下土。反映了黄帝学说对易学的影响。儒学中《易》与礼相通．魏相说《易》引《明堂月令》．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管子》的哲学思想

我国史学家大都承认,《管子》一书,并不是管仲所作,而是我国战国以迄秦、汉以来的一部诸子集成。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七略》说:“《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把它列入道家,共八十六篇;现在通行本《管子》卷首的刘向《校录序》说,他校雠了关于《管子》的书有五百六十四篇之多,除去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定为八十六篇(数目并不相符)。《校录序》的说法虽然和《汉志》的篇数相     

汤用彤对《太平经》的考证研究

对于道教史研究的开端,入手点的选择实为关键。汤用彤先生通过对浩如烟海的道教经史的广搜精求,首先确定了《太平经》在道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太平经》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教。①为了辨清黄老道术与《太平经》、汉代佛教的源流关系,他探本求源,考察了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庄子·天下篇》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汉书·艺文志》从之;《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汉末乃有太平道;而王充《论衡·道虚篇》以辟谷养气…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太玄》“罔直蒙酋冥”的易学史意义

<正>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是我国西汉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以为经莫大于《周易》,便加以模仿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拟之而作《法言》(参见《汉书·扬雄传》)。张岱年先生说:“扬雄作《太玄》以拟《易》,虽属模拟之书,实质上不失为一个新的创作”(《太玄校释序》)。《太玄》是扬雄模仿《周易》而创作的一部含有深刻内容的学术著作。《太玄》有《玄文》篇,乃模拟《周易·文言》而作。其中模仿“元、亨、利、贞”四德,提出了“罔、直、蒙、酋、冥”的观念,     

《〈续修四库全书〉数术类丛书》序言

《汉书·艺文志》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白虎通·辟雍》释“明堂”之职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而《汉书·艺文志》所记“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中即有“《周易明堂》二十六卷”,由《周易明堂》列入“蓍龟十五家”考之,方知《汉书·艺文志》何以将“明堂”与“羲和、史、卜”并列。而由“明堂”的“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考之,可知汉人的数术学除如上供皇帝占卜的内容外,还是一种“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