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被看的权利:艺术中的两性关系——以“苏珊娜与老人”为例

艺术史的研究不应仅从所谓的主流视角去分析."主流"艺术史的书写对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质疑和反思的,对于固有观念的突破与创新恰能为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此次的研究将着重探讨一组相同主题的艺术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反思"主流"艺术史书写中存在的缺漏和不足,这将有助于艺术史书写的完整性.作为存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作品,我们对它的研究已不再单纯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看待其中的深意.如在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中,艺术作品已经开始以图像志的形式提供史料,辅助研究,其中生动的历史图像使人们以视觉的方式感知和认识历史以及历史中的社会现状.     

长时段历史视野中的朱子学——评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正>朱子学与众多的儒学思想体系一样,既有内圣的精神修炼,也有外王的事功追求。在中国思想史传统中,内圣外王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综观朱子学研究领域,著述众多,且多从哲学视域进入,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考察相对不足。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16年11月出版)一书,从历史学视野对朱子及其后学社会关怀和社会管理思想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与     

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

历史学是社会科学部门中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一切过程,都看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积累的全部经验都是历史知识,历史学就是通过这些历史知识的综合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所以史学表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时代科学研究总体水平的反映。     

信仰研究的四重逻辑与一种范式

中华文明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在传统社会之中,以种种嵌入生命礼仪的信仰方式而成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规范与行为准则。然而,信仰方式受历史更迭与社会转型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对于信仰方式的认识与对其解读的归纳整理,就成为了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起点。学界对于信仰研究的解读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四种逻辑倾向:道德、社会、政治与文化。这四种逻辑恰好也代表了信仰方式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面向。(二)一种范式: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本文在此基础上明晰信仰概念及其发挥机制,并以"信仰方式的社会性本质构成"思考信仰资源在历史长河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信仰资源在当前社会治理之中的建构意义。     

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孝"伦理不仅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更为突显的是其逻辑运行路径,它将儒家"孝"伦理从关系建构到伦理原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个体德性直至最后的个人得失贯穿一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实际上也就是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建构过程;其次是由"道"至"德"的逻辑运行,也即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最后是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建构论与社会学研究的新规则

建构论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产生巨大影响.在认识论上,建构论迈向了偏重主体的一极,把认识中的主体视角和能动性提升到重要位置.建构论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中重要范式之一,它在诠释性理解、实践和反思方法上超越了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建构论赋予了定性社会研究以新的规则和方法,使定性研究更具平常性、批判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     

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帝制终结的1912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的1978年。这些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最难逾越的是1949年这一分水岭,它又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学科畛域交织在一起,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跨越时间界限、突破学科畛域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作了有益的尝试。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举办以"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为主题的工作坊,邀约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十余名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围绕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鉴于工作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为扩大跨时段、跨学科研究路径在中国学界的积极影响,特将会议纪要完整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历史学和社会学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費多謝耶夫和苏共中央所屬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合写的这篇文章。他們在这篇文章中从所謂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場論述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分析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深刻地和創造性地硏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是当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們在本文中攻击所謂斯大林个人迷信,为苏共中央在三十年代曾严厉批判的M.H.波克罗夫斯基全面翻案,說他是“苏联的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說当时“以經济唯物主义指責波克罗夫斯基的作法是錯誤的”,幷說后来出现的“片面观点”是从当时苏共中央关于培养历史学家的决議和意見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說,近年来苏共“在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恢复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原則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我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他們在本文中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他們說:目前“还有一些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正在为成吉思汗及其搶劫的、掠夺的远征作直接的辯护。因此,向历史科学中的个人迷信进行斗爭、向君主专制思想进行斗爭的問題,远远沒有从議事日程上抹去。”又說:現在“还有一些科学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有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旗帜下。……有人企图按下述方式‘重新改写’世界史,即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史的中心。”还說:“敎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反历史主义……敎条主义忽視历史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妨碍正确地利用业已呈現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去促进劳动人民的斗爭。” 現将此文全文譯出,以供硏究和批判的参考。     

哲学理论的历史感与历史叙述的哲学性——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研究

哲学与历史学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哲学理论的历史感揭示了哲学靠近历史学的方式,历史叙述的哲学性则揭示了历史学靠近哲学的特点。历史在哲学理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特征;历史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性是哲学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历史是哲学的服务目标。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超越偶然的普遍史;超越局部的全球史;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总结;作为理论框架和宏观指导的历史观;导向哲学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哲学与历史学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实现二者的统一。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文明

“文明”是标志社会历史进步状态的重要范畴。它既是社会学,历史学的范畴,又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文明”范畴的内涵是历史的,发展的,也是具体丰富的。要比较准确地认识、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现状,深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要求人们以全面的观点去把握人类社会的文明。唯此,才能更好地促进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体的文明度的提高,是整个人类社会文     

近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学审视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思考与探讨,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和教界的共同热门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的演变,就是不断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动态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表现为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切合,又表现为佛教的组织形式及社会活动方式的显著变化。     

人脑进化与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

知识分子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化出的一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特殊人群。过去对这部分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科学学、管理学等社会人文领域,极少从生命进化与社会进化相结合的角度勘察。实际上,人类历史是在生命与文明的同步进化中发展的。因此,将知识阶层既作为社会存在物也作为自然存在物放在双重进化的大背景     

论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

作者首先指出,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它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也复杂起来了。因此,在历史学面前不可免地要提出一系列哲学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影响到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作者认为,把历史哲学分为批判的(关于历史认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和教条主义的(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和作为历史学、作为历史意识的历史是不相同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著作是极其广泛的,但把它们综括起来可分为三大类:一、宗教的;二、存在主义的;三、实证主义的。宗教历史哲学认为历史问题首先是神学问题,它求助于彼岸的超历史的力量,主要是站在过去的立场来批判现存的社会;存在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人的存在问题。在存在主义看来,历史哲学是人的哲学,通过个人存在研究历史的基本问题。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经验研究的具体领域。哲学既不研究历史过程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也不研究一般的历史认识理论,而是对现实存在的历史学作具体的逻辑方法论研究。实证主义局限于历史学的逻辑方法论的分析,回避对具体历史现实的研究,把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思想体系当作自然准则接受下来。作者对这三派作了一定的分析和批评,但对它们的某些观点又表示同意和赞赏,说它们提出了重要的历史哲学问题,阐明了历史研究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历史说明的逻辑对批判陈旧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概念作出了贡献。     

总体神圣格局与宗教的制度、扩散特征——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神圣"问题是人类文明中所有宗教、社会、国家、民族的核心要素与基本特征。但"神圣"概念却具有中国定义方式与建构路径及其"神"、"圣"关系,最后形成了中华文明中"总体神圣格局",建构为其中的制度宗教,以集中表达其超社会崇拜的特征,同时以扩散宗教来表达其非正式制度及其象征的超自然崇拜现象。而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在于超越杨庆堃的扩散宗教与制度宗教概念,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总体神圣联系中,借鉴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制度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宗教问题重新开展脚踏实地的创新性研究。     

马克思论印度教社会与“东方学家”的印度观批判

本文通过梳理卡尔·马克思对印度教和印度教社会的论述,以"东方学家"的学术研究和对印度的误读为参照,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马克思及其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特色,尝试提出自己的学术认识。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人类社会"与东方学家的"欧洲中心论",在研究目的和学术态度上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对于印度宗教实践、印度教社会的种姓制度和村社制度与英国殖民的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命题,为宗教社会学的学术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关于"社会中的宗教"的研究路径和相关论述,对于研究印度宗教文化和理解当代印度,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道德经济:当代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应有主题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经济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思潮和消费者对企业社会目标的期待的双重推动之下而兴起和发展的,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其兴起和发展的典型表征。以研究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宗旨的经济伦理学应该把道德经济纳入其中并赋以主题地位,而道德经济也可以展现经济伦理学为经济发展创设价值目标的学科价值,丰富它的研究内容,为它合理指导经济决策提供新思路,从而构成经济伦理学现实化的实践平台。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不同的是,经济伦理学研究道德经济建立在经济主体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理论假设之上,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价值分析法研究道德经济。     

内修外化 互融共荣——上海玉佛禅寺“都市佛教的弘化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综述

正如何在现代都市弘传佛教?都市寺院如何更好地服务大众、助力社会安定繁荣?2017年12月10日至11日,上海玉佛禅寺举行了"都市佛教的弘化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天时间里,教界、学界代表围绕"都市佛教"这一核心议题,从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着手,深入探讨了当下都市佛教研究领域诸多问题,其中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也有见微知著的史料梳理,全球化视野下的宗教对话,还有以上海佛教历史或现状为主题的个案研     

论评价活动

评价活动是认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一切认识活动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活动来发动的,而实践活动就是为了在物质形态上建构为我之物;为此,必须在观念形态上建构为我之物,而评价活动无非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建构为我之物的活动,一切认知活动归根到底是为评价活动服务的。在历史形态上,人类首先关心的是外界事物对自身生存的利害关系,尔后才有对这种利害关系原因的探求和事物本质的认知,这也在实际上反映了评价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评价活动离不开认知活动,后者乃是前者的前提与基础,但前者却是后者的目的与动力。     

科学哲学:从"社会学转向"到"实践转向"

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两个"转向"来表述之.首先是"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由STS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SK来完成的,其主要观点就是将科学视为社会利益的建构,即科学成为科学,其评判标准并不在于自然(是否与自然相符合),而在于社会(是否与社会利益相符合).第二个转向是"实践转向".     

现代社会伦理的歧出及其形态学方法创制

历史演化当中的每一轮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伦理道德方面的思考,从而推动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由隐晦逐渐走向清晰。在意识形态冲撞和激越的社会变革中,近代知识分子之建构中国社会伦理现代形态注定就是一桩无法完成的事业,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本身充分展开之后作为形态学意义上的社会伦理范型方才显现出来。当前,财富之恶与权力之罪已经最大限度暴露出来,市场原子主义对权力公共性的侵蚀与权力寻租一道制造了现实社会的"伦理空场",致使社会伦理出现扭曲性生长,伦理普遍性无从体现。对此,可以借重法哲学与精神哲学对财富与权力之伦理本性的揭示来检视现实社会伦理之殇,同时通过揭示韦伯"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来为建构现代社会伦理形态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