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器官捐献的社会观念解析

据专家统计,我国目前有15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却仅能做5000例左右肾脏移植手术;我国有400万自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国骨髓库的资料才3万份。阻碍器官捐献的原因相当复杂,有社会捐献渠道通畅、社会公益性组织机构和保障机制缺乏等“硬”问题,更有社会观念和意识障碍等“软”问题的制约。有人调查发现,91．5％的医务人员认为影响器官捐献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观念障碍。     

中国器官捐献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已有十余载,虽解决了器官捐献无法可依的问题,但因其内容不完备及严格的条件限制,已成为我国器官捐献发展的障碍。从人体器官捐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立法现状入手,借鉴国外器官捐献立法现状,论述该条例中器官捐献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器官捐献的三条建议:(1)出台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法》;(2)从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供体范围、适当放宽遗体器官捐献条件、建立器官捐献的有效激励机制、规范器官分配原则6个方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3)明确脑死亡标准,确立脑死亡立法。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供体稀缺的现实思考

人体器官是人的生命的有机组成,但也可能不仅仅属于一个生命,现代科技为器官的传递、生命的延展不断提供着新的可能,通过器官之爱的传递完成救赎,这是一项天使的事业.在我国,丧失功能的肾的数量常年维持在150多万对左右,而可供移植的肾,每年却只有4 000多颗.中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但全国骨髓库的储备仅有3万份.全国需要移植角膜的患者多达100多万,但各地的眼库的月度接受捐献数量却常常为零,各大医院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在心脏和肝脏等器官移植方面,情况更为严峻[1].     

以小拨大:默认选项和反应模式效应助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

器官短缺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器官短缺形势尤为严重。为填补中国器官供需不平衡导致的严重缺口,本研究试图借鉴行为经济学手段中的默认选项、选项架构等心理学效应,兼顾总体器官捐献率和捐献器官的数量,探索提高中国器官捐献水平的可能方法。本研究以中国在校大学生为样本,通过3个调查研究考察了器官捐献制度和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对我国民众器官捐献登记的影响。研究1在器官捐献制度层面上,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决定退出"制度比"决定参加"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登记率更高。研究2在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层面上,比较采用不同捐献制度的国家/地区的捐献登记表形式对器官捐献登记率的影响,发现在决定退出制度中的器官捐献率高于决定参加制度,且前者内各种形式间无明显优劣之分;但在决定参加制度中,采用拒绝反应模式登记表形式的器官捐献率最高,甚至与决定退出制度下的各登记表形式相比不相上下。研究3在具有潜在器官捐献意愿人群中,探索提高捐献者愿意捐献器官数量的可能途径,发现使用拒绝反应模式的捐献登记表能够增加捐献登记的器官数量;且低影响外观器官的捐献率在拒绝反应模式下以升序排列时最高。这些结果说明,决定退出制度和反应模式等行为经济学手段可以有效助推中国器官捐献行为。鉴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提高中国的志愿器官捐献水平:或改现行的"决定参加"为"决定退出"的器官捐献制度;或在现行的"决定参加"器官捐献制度下,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中采用拒绝反应模式,并按对外观影响大小升序排列捐献器官种类。     

我国器官捐献信任危机现状与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器官捐献工作的推动力度,由于国人身后捐献器官的意愿很低,此项工作仍举步维艰。基于多元的视角研究,发现"信任危机"现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这种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众对器官捐献主导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信力的质疑,对器官捐献过程中死亡判定,器官摘取、分配公正性的质疑以及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身份认同与劝捐动机的质疑。     

关于我国器官捐献立法前提性问题探讨

在综合考察各国立法和我国地方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器官捐献立法的一些前提性问题进行探讨:明确死亡标准,建立合理的器官捐献激励机制,明确器官捐献的法律责任和追究机制,确立“指定同意”模式为基本原则,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器官捐献立法体系,以切实加强对我国器官捐献的规范化管理.     

器官捐献网络直播的可行性及伦理分析

从不同角度了解公民对器官捐献网络直播的看法,探究器官捐献网络直播的可行性。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浙江省14个县、县级市和行政区划的公民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及分析。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民众认为器官捐献网络直播具有可行性,器官捐献网络直播存在良好的社会效应,有现实指导意义。顺应时代趋势,器官捐献网络直播能明显加大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要从发挥直播优势、规范直播内容、重视潜在问题这三个方面进行建设。     

潜在的器官供体来源:“次优”遗体器官研究现状

器官移植是很多终末期患者(如晚期癌症、肾衰竭等)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是捐献器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提高活体器官以及遗体器官的捐献率,但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潜在器官来源,即那些因为捐献者年龄太大、病毒感染(如丙型肝炎)、心死亡等各种原因被放弃的"次优(suboptimal)"遗体器官。受益于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前被认为不适合进行移植的次优遗体器官现在变成了潜在的供体。因此,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国外关于"次优"遗体器官的研究进展进行详细的介绍,以期为致力于器官移植事业的中国临床工作者提供一些研究方向。     

福利多元视角的器官捐献路径探析

器官捐献使公民有机会获得健康福祉,是社会福利的一种体现。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在发展中遇到捐献率低的瓶颈。福利多元视角强调福利供给的多主体性,从理念和制度上强调和发挥政府、市场(补偿)、社会、家庭不同主体的协同作用。建议建立多元福利主体共同参与的体制,政府主导完善健全法律法规,市场发挥补偿机制的激励作用,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协同、平衡利益,器官分配家庭优先等,提供资源,互补配合,共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切实推动捐献事业的发展。     

论当前人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措施与问题——德国《器官移植法》修订的启示

中德两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制度都以自愿与无偿为基本原则,因此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即公众的捐献意愿决定性地影响器官捐献的数量。德国立法机关为了促进器官捐献,在德国《器官移植法》的修订中引进了"选择模式",法定机构将向年满16周岁的民众提供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详细解说资料,并定期书面询问其是否愿意捐献。我国现行器官捐献制度尽管规定了多种激励措施,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捐献意愿低迷的现状。德国器官移植制度的新变革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法哲学视域下的活体器官悔捐问题研究

器官移植是医学技术的重大进步,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只是面临着器官短缺的问题。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赋予了捐献者任意悔捐的权利,但任意悔捐带来了诸多弊端。所以,有必要不拘泥于"实定法",而从法哲学的视域分析悔捐问题。研究发现是否捐献器官应由个体自由决定;但做出捐献承诺后应诚实守信;对悔捐行为,应区分情况,适当追责。如此,活体器官捐献方能实现三大法律原则:意思自治、诚实守信、信赖保护,器官移植才能走得更远。     

器官捐献推定同意原则在我国的境遇研究

器官捐献推定同意原则为一些国家立法承认,但在实施中尚存在伦理、法律等争议。该原则在我国的实施既存在逻辑原点方面的认识误区,也存在难以保障有效的知情同意、缺乏良好的信任环境和器官捐献公众平台建设滞后等困难。实行器官捐献推定同意应以维护人的自由平等为前提,以尊重人的自主自愿为基础,以保障愿意捐献器官的人能够实现合理合法捐献愿望为目的。同时,还需要具备存在同意的极大可能性等法律要件和充分的知情同意宣传教育,广泛的公众参与,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方便易行的退出机制以及公正的器官分配体系等伦理条件。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困境及对策

心脏死亡供体作为增加器官来源的重要途径;已受到世界移植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特殊的移植环境中;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开展有其优势;但也面临着伦理、技术及社会方面的困境.除了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新观念外;还应培训器官捐献协调员;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树立医院良好形象;促进器官捐献不断发展.     

国外器官捐献评估方法介绍

器官移植已成为医学上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手段之一。器官移植中器官捐献的分析评估体系作为成熟器官移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对器官捐献水平和做出客观的评估,包括捐献潜力,即潜在捐献者率（Potential Donors rate,,PDr）和捐献有效力,即实际捐献者率（Actual Donors rate,ADr）（单位：per million population,pmp）。本文将介绍通过对多国器官捐献评估方法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器官捐献中供体评估的主体方法,包括流程、分析方法、适用范围及其积极意义等,希望可以利于我国研究。     

对严重缺陷新生儿实施安乐死的思考

北京大学出生缺陷监测中心监测的结果表明,中国项目监测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0‰-25‰.如果以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均数15‰来估算,中国每年约有30万-40万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出生.包括存活的、在不同年龄段继续被发现和检测出出生缺陷的病例,中国实际每年的出生缺陷患儿大约有50万-60万[1].出生缺陷也是婴儿死亡,儿童/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1999年中国城市每3名婴儿死亡,有1名由于出生缺陷[2].以上数据表明,新生儿出生缺陷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的整体人口素质水平.     

移植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

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基石,而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自2010年3月我国推行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适合中国国情的DCD工作成为器官捐献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充分发挥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作用,提高DCD捐献率和供体转化率,以有效地促进和推动DCD工作,是急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的伦理学思考

首先简要讨论器官捐献激励的概念,概述了国际组织关于激励的若干规定,重点阐述研究和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提出应避免混淆激励与报销、补偿、奖励等相关概念;直接或变相的经济激励形式应明确禁止,医疗救助、人道救助与经济激励在器官捐献实践中须有准确界定;此外,考虑到一定形式且限定金额的间接经济激励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有效提高捐献率,政策的制定应最大限度避免社会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最后,基于国情以及国家殡葬改革制度,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基本丧葬费用的支付在我国实践中存在合理性,但需加以规范并完善其实施办法。     

ICU医务人员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目前解决器官移植工作器官短缺的关键性举措,参与器官捐献过程的ICU的医务人员需要直接面临对潜在捐献者的治疗照护、临终护理、死亡判定等诸多伦理问题.应加强ICU医务人员器官捐献伦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家属决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2010年3月起我国开始推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通过对51例潜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案例进行开放式访谈;探讨协调介入时机和环境、协调员专业水平、家属对脑死亡及捐献流程信息的了解、家庭组成、传统文化对器官捐献决定的影响;针对性提出提高器官捐献数量和捐献率的策略.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分析

探讨分析某中心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与未成功的因素,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总结分析2016年2月～2018年6月某中心完成的89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临床资料,分析和总结影响因素,分为成功与未成功两组。成功组23例中,参与捐献的家庭成员1人～2人的18例,3人以上的5例,家庭成员关系越简单成功率越高(P0.05);妻子做决定的10例。未成功组为66例,其中肝肾功能衰竭、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医师到达前心脏停跳、家属部分成员的反对与本组其他原因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属对器官捐献的理解及接受程度会影响捐献率;相关人员对器官捐献适应证的知识不足以及脑死亡后器官功能维护知识的不足也是未成功捐献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