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投资理论在教学计划修ys中的应用与思考

创造力投资理论把影响个体创造力的因素归为五个内部系统和一个外部系统的相互作用。它提示护理教育者为培养护理创新人才,在充分利用大学和社会优质资源的前提下,应制定有利于开发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结构、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健康积极的个性品质和职业成就动机等个体创新资源的教学计划与实施方案。     

工作场所中员工创新的内驱力：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在创新领域具体运用后,发展为创造力自我效能感, 是指个体对创造成功的信念。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领域。随着员工创新在组织创新中地位提升, 研究者发现, 对创新成功所抱有的信念是支撑员工将创新行为实施到底的重要内在力量,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开始向组织领域拓展。文章对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组织领域的最新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了影响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因素：领导支持、工作的复杂度等;提炼了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的关系, 说明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无论是作为员工创新心理的一个维度, 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个体创新机制中起中介或者调节作用, 均与员工创新紧密相关; 最后, 提出下一步的研究需要对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为管理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跨界行为对创造力影响的跨层次双刃剑效应

本文从资源的视角,在团队和个体两个层面探究了跨界行为分别对团队创造力和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以及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采用多阶段-多来源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团队层面上,团队跨界行为会提高团队创造力, 但在个体层面上,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增加员工的角色压力对个体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调节了上述关系,相比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员工实施了跨界行为后更容易产生角色压力, 对个体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强。     

创造力研究的新领域:合作创造力

创造力研究已经从重视个体创造力逐渐走向重视具有复杂互动功能的合作创造力。本文首先论述了合作创造力研究的产生及特点,然后总结了合作创造领域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个体与群体同一性、个体与群体动机以及有助于创造的个体及环境因素,并指出合作创造力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应在重视合作创造过程与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系统的合作创造力理论,同时注重研究合作创造力的支持环境与支持技术,并且发展出合作创造力的评估体系。     

教练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文化自我表征理论并立足于中国文化情境,本研究探讨了教练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传统性和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跨层次结构方程模型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教练型领导可以有效预测员工的创新行为;(2)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教练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3)个体传统性不仅正向调节教练型领导影响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教练型领导通过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影响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打开教练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黑箱"并能够有效指导企业的变革与创新管理实践。     

科学创造力与艺术创造力:启动效应及领域影响

如何有效地提升创造力,是创造力研究和实践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对创造力表达及其影响机制的把握则是创造力提升的必要前提.本研究计划通过实施科学创造力及艺术创造力的启动实验,以不同专业大学生为被试,来探索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表达的个体心理机制,及外部影响的作用模式,从而厘清在动机启动、样例启动和自我启动之间,究竟何种启动模式对创造力的表达最为有效;进而,通过对来自理工科和艺术专业领域评分者对科学创造力及艺术创造力作品的评分比较,来考查两种创造力模式间可能存在的领域影响.经由以上的探究,试图为科学与艺术创造力的发展与促进提供科学依据和建构理论框架.     

家长式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领导模式, 家长式领导对多层面的创造力均有显著影响。基于对以往实证研究的分析, 文章针对家长式领导及其维度与多层面创造力之间的直接关系、交互效应、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阐述, 构建了“家长式领导影响员工及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进而指出,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受到工作情境、个体因素的调节效应并有赖于个体心理认知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 它还以团队认知和团队互动为中介作用于团队创造力。未来研究应努力拓展研究层次, 丰富研究方法, 并从跨文化视角系统探索家长式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骏马易见,伯乐难寻:决策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机制及边界条件

当前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研究与实践的一大误区,是重视员工的创意生成而忽视决策者的创意识别。决策者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更大,探讨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本领域研究的新方向。决策者的心智模式——即个体用以描述、解释和预测事物并指导判断和决策的知识及信念结构,是影响创意识别准确性的关键因素。然而,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本项目以创造力的系统观作为理论框架,综合采用实验和现场研究方法,通过4个子研究揭示固着型与成长型两类决策者的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中介机制,并探讨决策者、创造者和环境三个子系统影响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协同作用。本项目从决策者角度探讨其创意识别的过程及结果,在理论上为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研究引入了新视角和新议题,并有望为决策者如何规避创新决策的陷阱提供实践指导。     

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调节策略

以两个实验考察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并探究调节愤怒情绪对削弱恶意创造力表现的效应。实验1比较愤怒、悲伤、中性情绪下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差异, 发现愤怒情绪下个体生成更多、更新颖的恶意观点, 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中介了愤怒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实验2探究不同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如何影响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 发现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的恶意创造力表现比无策略的控制组水平更低, 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中介了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 愤怒情绪通过提升内隐攻击性和情绪唤醒度进而促进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 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可作为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的有效策略。     

让智慧插上创造的翅膀：创造动力系统的激活及其条件

创造力是一个集个人、团体、社会、文化相互交织的系统, 因此创造力的培养也需要综合考虑。本文在融合以往创造力研究的基础上, 建构了一套系统创造力培养的“蝴蝶理论”, 创造力培养需要抓住核心来统领全局, 同时兼顾创造力培养所需要统筹兼顾的各个部分。动力系统的激活是创造力培养的核心。新颖、适用的创造性成果的产出, 需要社会文化中的个体或团体在创造性心理动力的基础上来完成。创造性心理动力有效的激活则需要一些基本条件, 如在认知层面, 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 如一般认知能力、思维方法的掌握、元认知以及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等; 在非智力因素方面,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个性心理的健康发展等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必要条件, 推而广之还包括：合理的社会支持、互动以及文化的包容等等。除了理论方面的整合, 本文还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如何激活学生的动力系统, 重点分析了什么是兴趣以及如何激发个体的兴趣, 因为以兴趣爱好为核心的内部动机是自主性最高的动力来源。本文从理论(创造力培养的蝴蝶理论)与实践(创造力培养的兴趣激发)两个角度为创造力培养提供了支持。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