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脑死亡的伦理思考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死亡的定义、诊断标准和医生道德责任有了新的内容,脑死亡就是生命终结已为医学界普遍接受.诊断脑死亡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工作,有权进行脑死亡诊断的医疗单位和医生必须达到相应的资质要求.确诊和宣布脑死亡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家属应有死亡标准选择权、脑死亡的诊断程序、脑死亡诊断结果的宣布和生效等方面的问题.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脑死亡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思考脑死亡,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它既影响到人们对脑死亡事实的认定.更影响到人们相应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社会中蕴含着赞同脑死亡的文化因子,同时.儒家传统的孝文化以及死亡仪式化的深远影响也成为脑死亡社会化的重大障碍.要使脑死亡观念在社会上广为接受,除了要进行科学普及,更需要重塑相关的社会文化.     

死亡的判定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判定的标准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59年2位法国医学家首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但是什么是脑死亡,以及如何判定脑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1年美国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脑死亡的判定指标体系,并被一些国家立法接受.回顾了对死亡判定认识的历史过程.     

脑死亡立法的伦理辩护

"脑死亡"立法是必要的并可以得到充分的伦理辩护:尊重人,特别是尊重人的自主性是"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基础."脑死亡"立法符合有利和公平的伦理原则,符合功利主义伦理学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我们在立法时,应尽量贯彻不伤害原则,注意保护患者及其亲属的利益.     

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因为关系到基本人权,脑死亡立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严谨的脑死亡判定程序是保障其接近正义的必需。在脑死亡判定方面应充分地保障患者生命权、自主选择权,尊重患者以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基本权利是脑死亡立法的核心所在。器官移植不是脑死亡立法的理由。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韩国医师和公众对脑死亡的看法

韩国医师和公众对脑死亡的看法Ｈｙｅｏｎ－ＧｙｕｎＳｏｎ，Ｋｗａｎｇ－ＬｅｌＫｉｍ一、韩国医师对脑死亡的看法韩国医师对脑死亡的看法有５种：第一种看法：存在这种看法的医师被称为“利己主义的脑死亡赞成者”，他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积极赞成脑死亡，他们同意器...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