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世界意义

一、和而不同是中国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基石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儒家就提出"和而不同"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基石,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宗教宽容精神。中国自古便有尊重多元宗教信仰的理念与主张,孔子重视传统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对于政教关系则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敬"就是对于各种宗教表达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远"就是政治意识形态不是某种宗教。     

儒家社会管理学说评析

司马谈在议论古代诸子百家要旨时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各家各派，尽管立论不同，持义各异，其共同目的却都在于如何管理好国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务为治者”一语，恰如其分地点明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的管理学意义。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传统社会管理实践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孔于那里，就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和“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基本管理思想，并把管理活动看成是始于“修己”而终于“安人”的社会协调过程。孔子的社会管理思想，经过后儒的不断深化和…     

《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

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义桥·义井·邑义——造像碑铭中所见到的建义桥、掘义井之佛事善举

义桥·义井·邑义——造像碑铭中所见到的建义桥、掘义井之佛事善举●张总邑义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佛社组织。在中国古代的佛教造像中，邑义造像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北朝时期，大量的单体佛像、造像碑、造像塔，都是出自邑义组织之手。早期的邑义几乎就是专门从事于...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伊藤仁斋的“同民之好恶”论

本文以"同民之好恶"为关键词,探讨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的王道论。仁斋之王道论大致以孟子政治思想为准,即便他也承认"民之好恶"并非绝对正确,也坚持以"同民之好恶"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对此,传统中国儒学思想认为,既然民之好恶未必符合儒家之道德标准,那么以"民之好恶"为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就不足为据。其次,尧舜依从"民之好恶"而崇拜鬼神,而孔子意识到鬼神之危害,所以教导民众从于义理而远于鬼神,故仁斋盛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正之"俗"时,却经常表现出"从俗"之姿态,仁斋所描绘的孔子与世俗之关系,实际上与仁斋自身与世俗之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重合。     

古代小说与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是关于宗教的最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在宗教推动和影响下形成的多层多向文化。其边缘与非宗教文化交渗,具有模糊不定的性质,从而给予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古代小说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道教自东汉顺帝时期正式产生,便对古代小说给予了广泛影响。这种影响随着佛道文化本身的发展演变而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态势,并具化为四种不同的方式。即一、直接宣扬佛道教义;二、将佛道观念作为表现手段;三、将佛道观念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四、将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孔子民本思想的返本开新

"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三代治国理政的经验传统,孔子的民本思想就是对这一治政思想和实践经验的返本开新。它以安民固邦为目的,以敬民、信民、宽民为指南,以养民为实务。养民的根本方式是富民和教民: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以藏富于民为旨归,必须以"养民也惠"为准则,根本举措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敛从其薄"和"使民以时";教民就是育民德,必须以"使民也义"为准则,基本任务是训练民"敬""忠""信""义"。富民和教民并举所达及的实效,就是"民归其厚"。     

论“本体”的三种含义及其现代混淆

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原指本来的形体或存在,后指事物固有的(恰当)样式;可针对一切事物而言,不专对宇宙或万有全体,而且主要在"体用"意义上使用。这种体用义的本体概念,与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从宇宙万有的最高决定者、最后本质或终极实在角度所言之本体,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道""天理""本无"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虽然可按现代流行用法称为本体(宇宙或万有本体),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而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即:(1)体用义本体、(2)宗教义本体、(3)哲学义本体,将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不加置疑地当成哲学义本体、并以此说明中国哲学特色,是现代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学科体系时的错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困境。     

“结信止讼”——论我国古代契约的止讼功能

中国传统"无讼"思想自孔子提出后,成为了儒家所倡导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道德理想。而要实现"无讼"必须能够息讼或止讼。古代契约创制之始就是出于止讼的目的,预防讼争的发生和制止讼争的扩大。契约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一种预防性制度性安排,具有"立信"、"结信"和"征信"的机制特征,这些机制特征具有止讼的功能。从传世文献看,中国古代契约非常丰富。但古代契约始终处于私法地位,止讼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儒家倡导的"无讼"社会理想也就无从实现。如果把契约的私法地位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以国家法的强制力保障契约的效力,其止讼功能将会对社会和谐稳定有所裨益,这正是我国古代契约的止讼功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韩国新宗教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韩国新宗教的"逸脱"问题为中心

近代以来,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都是新宗教迭兴的国家,其教派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深广,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因此,人们常把韩国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日本称之为"宗教大百科".若把韩国和日本的新宗教基本情况及相关问题研究清楚,对了解和研究当今世界新宗教发生的原因、特点、作用、影响等当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历史上宗教的总功能

本文根据马克思关于"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的论述,追述了宗教观念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总地位,宗教观念演变在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类信仰宗教的总效果。宗教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古代社会的总理论,指导着国家和社会生活,同时也是人类思想的皮壳;宗教观念的演变就是人类思想皮壳的蜕变,反映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人类信仰宗教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原始宗教、国家宗教还是世界宗教,总体上并没有满足人类的需求也没有改变人类的总体状况,只有摆脱神祇思想的束缚,诉诸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人类才创造出了巨大的文明成果。     

"绝地天通":论中国古代宗教多神性格之源

"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本文以为:理解这一事件的关键乃在于"属神"、"属民"之"属"的意旨,证之古文献与民俗事象,"属"解为"连接"为最佳,此事件是中国古代宗教多神性格的直接来源.     

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内在超越

中国儒学非常重视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也不乏超越性的宗教感情。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它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而且不断吸收佛、道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都显示出鲜明的宗教特征,发挥了相当的宗教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国儒学的宗教性特征表现出具有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点,西方宗教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宗教信仰关系,追求灵魂不朽的外在超越;中国儒学则以其特有的内在道德的超越形式,以宇宙本体为本原,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反映了一种力求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意义上超越现世的宗教品格。     

一部富有开创之功的学术著作——浅评《道教文学史》

在我国,宗教文学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领域,即便是人们常议论的佛教、道教与文学艺术关系这类话题,也仅停留在中国某小说与佛道某故事有渊源关系,某文学作品有佛道的出世思想等线性的表层分析上,并未把佛教或道教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更未有较成熟的佛教或道教文学史出现。自本世纪初林传甲,黄人编著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人写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不下五百部,而宗教、僧侣文学的专书、专史,仅有建国前张仕章《中国古代宗教诗歌集》(1926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张长弓《中国僧伽之诗生活》(1933年作者本人出版)等     

《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评介

正《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张箭著,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年)是第一本对中国古代的抑佛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由于既纵向拉通研究又横向贯通比较,故视野开阔,发现和总结出一些政教关系史上、佛教史上、宗教史上带规律性的东西。该书分五大章廿一节一绪论一摘要展开论述,五大章即"北魏太武帝之灭佛"、"北周武帝之废佛"、"唐朝武宗之禁佛"、"比较研究和综论"。全书约37万字。     

利玛窦《天主实义》对于宗教中国化的启示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既需要结合时代的需要、文化传统的阐释,也需要对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坚守,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在这方面可以被看作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翻译天主教的"Deus",但是坚持上帝的唯一性;用儒家的"仁"解释天主教的"爱",但是提倡上帝的"博爱";政治上认同"三纲五常",但是又强调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对儒家祭祖、祭孔进行世俗性解释,避免了与本土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利玛窦的方法对于我们在当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