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

马丁·布伯从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去理解宗教,揭示了人的“对话的存在”。 对布伯来讲,人类宗教的历史就是人与上帝对话的历史,人与上帝的对话关系就是一种“我—你”关系。正是在对话中,我们就达到了“之间”的领域,哲学人类学就是关于“之间”的人类学。人的对话的存在充分地体现在“原始距离”和“关系性”之中。人建立其“关系性”的能力也就是一种“神性”,因此,哲学人类学必然蕴涵着一种“神学”。他认为,宗教信仰的基础乃是人与上帝、与永恒的“你”之间存在的那个对话关系。有关宗教信仰的所有陈述的基础是那些具有信赖性质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教义内容的信仰。布伯反对任何对宗教所做的抽象研究,因此他鄙视基督教神学。布伯还以犹太教为例,分析了宗教的精神实质。他认为,犹太教是一种精神过程,它包含着对三个观念的追求,即“统一的观念”,“行动的观念”和“未来的观念”。     

从上帝到他人:论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的内在伦理进路

列维纳斯指出,上帝是一个道德行动,而不是抽象的宗教事件.在“上帝死了”之后要想保持上帝信仰,我们必须从伦理的维度对上帝进行重新阐释.列维纳斯从现象学的维度描述了人类的宗教经验,这种经验结构是一种伦理结构.上帝信仰并不是偶像崇拜,也不是神秘的个人体验,而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最初结构,这种结构导向最高的善;爱上帝在根本上是爱邻人.     

不存在无意识——胚胎形成与记忆

世界即是转化为大自然的多重化的上帝,泛神论,或者勿宁说是半泛神论是正确的。因为,除了上帝-自然之外,还有部分非自然化的,不可见的上帝。上帝不是“神圣的”或“仁慈的”。他并非博爱家,对于“人权”种种亦漠不关心。本能的社会孕育过程,常常受到十分简单化的纯理性的断然阻止。人终将真正理解,没有被本能校正的理性就象没有被理性校正的本能一样危险。     

个体灵魂的神圣性与超脱——埃克哈特神秘主义思想探微

在埃克哈特看来,个体灵魂的神圣性与超脱对于上帝至关重要,因为这二者分别意味着上帝在俗世的“诞生”(Gottesgeburt)与自我成全。在灵魂的种种能力中,理性与意志最能体现这种神圣性与高贵性,但意志由于其软弱性而需要理性的指引,因此理性才是灵魂最高贵的能力。灵魂的能力不是为了高扬灵魂自身,而是为了去除灵魂对世界、自身乃至上帝的理解中的那些会导致自我封闭的执念,如此方能达到人与上帝“合一”之境。尽管如此,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并不“神秘”,因为它是理性之人皆可努力尝试的一条成圣之路。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以其对理性与个体性的独特理解塑造了此后的德国思辨哲学,要真正理解后者,就不能局限于近代哲学框架内加以考察,而必须回溯到埃克哈特。     

作为他者的上帝——列维纳斯哲学中的上帝概念

列维纳斯谈论的不是宗教的上帝观,而是形而上的上帝观。其内容包括:第一,如何重新定位上帝?他从笛卡儿的无限思想和希伯来《圣经》的上帝观念里引申出他者的上帝观。第二,如何理解上帝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上帝与人的关系既是断裂的,又有相遇的可能。第三,人如何接近上帝?他指出在伦理的相遇中接近上帝,上帝隐现于人的伦理践履之中。     

人是现实的一个特殊的存在阶段

作者说:“人不是单独作为灵魂和单独作为肉体而行动,而是作为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而行动”。“灵魂只有在跟肉体协同动作时,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思考、欲求和感觉的能力。灵魂的活动依赖于肉体的健康和它的一切器官的活动”。但是“灵魂是肉体生活的生命原则,肉体是活动的器官”。“因此,作为造型的原则的灵魂居临于肉体之上;灵魂是肉体的形式,是个体化、即个体的形成的原则。灵魂把人的物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存在阶段,而物质本身是没有能力达到这个阶段的”。接着,作者根据这个论点进一步说:“在经验世界的各个存在阶层中,人居于首耍地位。唯有人是人格”。“人格是某种固有的东西,自我封闭的东西;人格的存在不依赖于分有某种别的东西,不依赖于成为别的东西的一部分。人格是自身完善的,是一个封闭的整体。人格独自存在,而跟别的东西没有必然联系。人格是人的实体、核心”。但是“一个人格与别的人格处于共同体中”,而“共同体必须尊重人格的尊严与自由”。因为人的“行动的最终根据便是自由的人格”。作者说:“唯物主义不承认人格自由”。“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拘泥于摆脱外在自然界强制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决波有内心决断的自由”。“唯物主义的社会弊病”是:“1.无神的。它用物质这个偶象代替上帝”;“2.唯物主义使人失去自己的尊严,因而剥夺了人的自由与权利”;“3.唯物主义不仅把真理与符合经验性等同起来,而且把真理与对党派目的的有用性等同起来,并且这种党性冒充客观性、冒充纯粹的求实精神”。最后他说:“唯物主义是启蒙时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真正产儿。这两种世界观都取消了上帝的独立王国。自由主义用个人的独立王国代替上帝的独立王国,唯物主义则用群众的独立王国代替上帝的独立王国”。“克服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世界的伟大目标,单独依靠哲学和尤其单独依靠军事,都是不可能的”。“哲学的批判是重要的,自由世界的强大和团结是不可或缺的”,“消除社会弊病,其重要性也不是较小的”,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掌握群众”,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复兴”。     

诚:基督宗教与儒家的一点比较

诚是一种位格性的德性,与三个方面的人格性存有相关。基督宗教伦理中诚的对象是上帝。作为世界的使在者,上帝自身的诚为人的诚提供了本体论根由及命令。对上帝的诚内在地要求着对他人的诚,并且,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监督,保证了对他人之诚的目的性。儒家伦理之诚与基督宗教不乏相似,但在儒家,由于诚的对象“天”没有人格,诚的对象实际上是人自己,在诚之中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另一方面,诚被儒家当作达到修齐治平的手段。加上没有来自超验之维的监督,这两个方面极易使人欺谎不诚而又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佛陀在公元前六世纪印度宗教流派中的地位

瑞斯·戴维思（Rhys Davids在论述佛陀在古代印度宗教及哲学主要流派中的地位时曾作如下论述：　　乔答摩佛陀土生土长在印度，一生过着一个典型的印度人的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印度教还没有出现，他与当时存在的并占主要地位的宗教也没有诤议。他的目的是要把这种宗教建立起来，并使它发展，而不是要它毁灭。诚然，对当时人们所信奉的那种理论——即在人身当中存在着一微妙（微细）的叫灵魂的东西——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种理论对宗教而言是不究竟的教义。他用来取代这种“灵魂”实体理论的教义是多种精神因素之组合的理论，在这一点…     

马丁·布伯的对话伦理

以"我—你"关系为基础,布伯建构了他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具有"呼唤"和"回应"的关系结构,它要求人敞开自身,经由对生命中所遭遇的他者的"呼唤"之"回应"来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布伯强调上帝在对话伦理情境中的在场,由此,对他者回应的对话伦理同时也是对上帝负责的宗教伦理。对话伦理将对他者的关怀与责任和对上帝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凡俗中发现神圣,在当下遭遇永恒,在对有限他者的责任中实现对上帝的绝对责任。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中国有无哲学”之争并不肇始于哲学概念与学科传入中国,而是在西方近代就已经开始了。对于中国有无哲学之争的背后,在西方人那里都是以一种想象他者服务自身的心态在起作用。从元哲学角度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人类一种活动的区分上,认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学科,但存在着哲学活动。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定的中国没有哲学,相反,事实是中国思想往往受中国哲学强有力的直接统摄并以中国哲学为灵魂。     

后现代话语和视野下的宗教问题——读《宗教》

1994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Capri），德里达、瓦蒂莫等七位欧洲思想家讨论宗教问题时所展现的，乃是揭示形而上学宗教话语终结的后现代话语和视野。因为，形而上学话语，置身于宗教事情本身之外。不仅不能进入宗教本身，而且也离弃人本身。宗教一词的不确定性，显示宗教本身的动态性以及上帝作为“绝对他者”的隐身性。宗教回归不是回到不可能回去的原初，而是借悬置形而上学话语来开辟新的可能性。     

关键在于能否哲学地思

一自黑格尔以来，“中国有没有哲学”就一直成为一个问题。这有两个意思：第一，被黑格尔所批评的、径把传播于欧洲的“中国伦理宗教”或“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的某种学问当作“哲学”看待的做法，其本身需要作出一种论证，也就是说，黑格尔实际上暗示了对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肯定应该是具体的理解与肯定，把“我者”的成分想当然地当作“我者”与“他者”共质的内容，很可能忽略了对文化相异性的基本尊重；但是，第二，当在黑格尔的精神世界体系中，“哲学”相当于文化和文明的灵魂，他否认中国有一种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即指中国文明不具…     

以人为本与科学无神论的家教发展观

一、“以人为本”的宗教观与“以神为本”的宗教观从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欧洲, “神”与“人”的对立是自文艺复兴开始凸显出来的。在中世纪,有神论的宗教观,确切地说,使基督教的宗教观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不仅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和科学成了它的婢女和仆人,而且人也成了神的创造物和奴仆。在宗教中,神或上帝是作为世界之“本”,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被确定为世界的“本原”的。因此,上帝被说成是具有创造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无限和绝对: 它创造了万物,又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它威力无边,赏罚分明;它预知你的来生,又支配你的今     

审美主体与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审美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个体存在的伦理层面的含义。首先考察了老庄和海德格尔的后现代宗教式的主体和儒家形而上的宗教主体,以及儒家就伦理问题对于老庄的挑战。结论是他们都缺乏把他者的生存作为自己的绝对的责任的伦理含义,因而是审美主体：其次,通过对于环境主体和伦理主体及审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阐释了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伦理存在必须以有限性存在为前提;而后者只是一个哲学的抽象。片面地强调人的有限性(尼采),片面强调有限存在与超越者的关系(老庄和海德格尔),或否认人的有限性,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责任。后现代伦理学是指我,作为一个个体(me),对于他者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面容的圣像——马里翁的现象学圣像理论初探

圣像理论是马里翁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在马里翁看来,圣像问题的核心在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关系。在圣像中,不可见者不是作为直观(可见者)匮乏的未被见者,而是作为直观(可见者)过剩的来自他者和上帝的不可见的凝视,圣像作为一副面容提供这一凝视。通过这道凝视,圣像向我们强加着来自他者和上帝的意向和纯粹呼声。在圣像的观看中,来自他者和上帝的凝视与来自观者的凝视相交错,进而运作起一种无限的解释学,而观者则通过这种解释学来接受他者和上帝的呼声(无限的意义)的充溢。     

佛学一瞥

诸位朋友:按照韦伯司特字典(Webster diction-ary),“宗教”这个字指的是:“用崇拜的方式,去礼拜和尊敬上帝,遵从神的命令,以追求生命的途径。”宗教的定义相当多,但如果采用上面的定义,那么佛教便不能算是宗教了;因为佛法中并没有说有一位发号施令,人类必须服从的上帝。佛陀不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佛陀只是一个人。二千五百多年前,他出生在古代的北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他是一位王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近些年来,从广播、书刊、校园、研究机关,尤其是网站,公开的,秘密的,到处能听到和看到为基督教喊好的活动,说它铺头盖脸、无缝不入也不过分。如果是在教会、教堂,在合法的聚会点,属于正当的传教布道,以及信仰者虔诚流露,这反映了我们国家文化丰富多彩和宗教多元化的现实,是人们社会精神生活自由与活跃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尊重,应该欢迎。但是,如果在整个社会舞台上,只能说基督教好,不许异议;以至用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指点我们的整个国家和国家的未来,那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宗教信仰自由属于所有公民的权利,不是宗教或哪一个宗教的特权;至于中国是否需要由宗教或由哪一个宗教来“拯救”,也不是用谁家的“上帝”来垄断的。最近看到高旭东教授写的一本书《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有个副标题《兼评刘小枫以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归化》,就是反对一味对基督教说好,更反对用基督教“拯救”中国,用上帝名义“归化”中国人的。高在其中说,他读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刘小枫著《拯救与逍遥》,“记起伏尔泰对卢梭说的话: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大的智慧想把我们变成野兽,读了阁下的书,我真想用四个脚来走路了”。当然,刘小枫主观上可能不是让我们用四个脚走路,只是请大家都去做个基督徒。所谓“信神!信神!信神!上帝耶和华及其独     

开普勒的科学发现与其心目中的“上帝”

近年来“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一种倾向认为：科学与宗教没有本质区别，科学与宗教可以互补和融合，甚至提出宗教可以指导科学的发展。其啧啧称道的案例之一是，笃信上帝的开普勒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本文着重分析了开普勒的自然哲学思想。从而说明他心目中的“上帝”只是“理性”的代名词，开普勒取得的科学成就完全是理性活动（包括科学观察）所结出的硕果，是“摆脱宗教”的成果，而不是靠什么万能上帝的推动。     

谁谋杀了上帝?

尼采通常被视为是无神论事业的哲学捍卫者,但是通过对尼采《快乐的科学》中"疯子"及其在市场中的表现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疯子"并不是尼采的代言人,而是对尼采学说的极具诱惑力的歪曲。"疯子"没有把"上帝死了"作为探索自我肯定的非关系性基础的机会,他宁愿背负杀死上帝的终极之罪,也不愿思索与上帝无关且不受罪玷污的生存可能性。因此"疯子"所宣称的"我们已经杀死上帝"的信念伪造了一种后有神论生存,但实际上,晚期现代西方人并没有做好接受彻底无神论的准备。对于尼采来说,"上帝死了"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黄昏时期的开端,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变得越来越非理性和不可思议,但又不可动摇,不是因为人的选择或过失,而是因为一个濒临衰竭的文化融合的传统。     

东正教道德的变迁

传统的东正教道德起源有四:一是源于世俗道德,如善、恶、良心、正义、义务、幸福、爱等,道德学家对这些内容加上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使之带有宗教道德的属性;二是源于宗教特有的内容,如原罪、救赎、祈祷、灵魂、爱上帝等,这些内容都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三是源于《圣经》、《圣传》和教父著作中的道德思想,爱心、和睦、弃恶扬善、做义人、勿当恶人、不可杀人等;四是源于上帝的启示和耶稣的话语,如“人若爱我,就必须遵我的道”。东正教道德学家说:“信仰和道德的关系,就好比一对孪生姊妹关系”,又说,只有在信仰三位一体、上帝创世、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