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差异审视知情同意

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中国文化强调家庭主义.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移植到家庭本位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因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知情同意遇到了患者知情同意而家属知情不同意、家属知情同意而患者知情不同意的困境.对此,医方应做好协调沟通工作,一般情况应首先尊重患者意见.     

论知情同意的中国本土化--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知情同意走向

知情同意原产于西方,移植到中国后被"家文化"、"功利论"、"简单化"等中华传统文化彻底改造过以后,浓缩成了手术前一味要求病人家属或单位领导签字的行为模式,远离了知情同意的主旨,但曾一度非理性地普遍流行.现在,又出现了一种照搬欧美知情同意的倾向,在一线医务人员中引发了诸多困惑和不满.在实施知情同意时,离开中华文化语境,或者在本土化中化掉其本质的做法,都是不可行的.正确的取向只能是立足于中国当代医学实践,以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去整合西方知情同意的本质、理念和规范,构建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知情同意机制.     

知情同意的前世今生——基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重新解读

知情同意与西方医学同根同源。知情同意理念根植于医学发展的长河中,只是原初的知情同意与现代知情同意有着不同的蕴涵,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患者的理解与配合,最大限度地救治患者。在知情同意的过程中,承认医生在专业上的主导性,强调告知是医生自始至终的基本义务。它是一种基于对患者的关爱、救治而产生的知情同意,没有现代意义的权利外衣,但它有医生义务以及保护患者利益的内核。通说认为患者知情同意起源于20世纪中叶,传统医学模式中没有患者的知情同意是对医学的曲解与误读。     

病人自主性与家庭本位主义之间的张力

在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背景下,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一直被置于家庭之下,个人自主性被包含在家庭自主性之内,表现为一种家庭本位主义。源自西方历史、文化的知情同意移植到中国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对知情同意的认知、理解以及实践方式均不同于西方人。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人们对家属同意权的认可。以个人本位主义为背景的病人自主性与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本位主义之间存在张力。对知情同意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不同践行方式,应以文化宽容主义的态度对待之。     

知情同意在我国临床医疗中的实施

知情同意在我国至少已倡导与实践了20年,由伦理要求上升到法律准则无疑是一个跨越式的进步。当前,医院落实知情同意的实践滞后于患者要求,除了主观方面的原因外,客观上存在知情同意与保护性医疗,病人自主权与医生处置权、医学对疾病的已知与未知等诸多盾与难点。要使知情同意在我国临床医疗中真正落实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提高医务人员尊重病人权利的意识;完善执行知情同意的方式与程序;细化与知情同意的实施原则;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探索非西方环境下知情同意实现途径。     

知情同意原则的中国化:一种生命伦理学视角的转换

知情同意原则的中国化是我国生命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难点.有学者主张可以在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上实现个人自决与家庭决策的并立共存,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运用多元道德理论来对知情同意原则进行论证.然而,知情同意原则中国化的更为可行的方式是认识到“自主”理论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限度,并重新确立医学“行善”原则的核心地位.通过这种理论视角的转变,知情同意原则的中国化就不再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知情同意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基本的医学伦理原则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在医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中有着不同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涉及到一系列的医学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定.这一原则的兴起和发展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与20世纪西方社会的权利运动以及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关.     

临床麻醉中知情同意的思考

临床麻醉工作中,尊重患者自主权是知情同意的基础,知情同意反映了患者自主权与医学干涉主义之间的相互妥协。在信任基础上的知情同意,是患者自主权的最佳体现,也是对医学干涉主义的尊重,从而为患者的利益提供服务。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伦理学卷》条目选载(一)

正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指在疾病诊疗、预防、公共卫生、医学科研及其他医学实践活动中,患者及患者家属、受试者、公众享有知情和同意的权利;知情同意是医学伦理学最重要的伦理学原则之一,是自主原则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对患者、享受医疗保健各种服务和受试者个人权利的尊重的承诺。概述现代意义上的知情同意,起始于1946年对德国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决议部分内容的《纽伦     

临床麻醉中知情同意的思考

临床麻醉工作中,尊重患者自主权是知情同意的基础,知情同意反映了患者自主权与医学干涉主义之间的相互妥协.在信任基础上的知情同意,是患者自主权的最佳体现,也是对医学干涉主义的尊重,从而为患者的利益提供服务.     

知情同意的法学与伦理学渊源

很多人认为知情同意 (informconsent)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医生审判[1] ,其实不然 ,知情同意源自普通法法系的理论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对集中营囚徒进行医学试验而家喻户晓。由于纽伦堡医生审判是战胜国、普通法系的美国审判战败国、大陆法系的德国医生 ,西方法学界对此三缄其口 ,几乎不予讨论。故探讨知情同意的法学与伦理学渊源确有必要。1　普通法法系———侵犯身体 (battery)普通法法系中侵害身体是侵犯原告的自主权(autonomy)和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 ,原告有权决定如何处置他的身体 ,随心愿决定自己的身体受…     

知情同意实践的临床技术研究

学术界关于知情同意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 ,涉及到了包括东西文化传统、宗教、法律、卫生经济、政治及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目前尚无一个可通约的理论原则。具体实践中的知情同意是一种伦理学技术 ,与基础理论研究有不同的要求 ,更注重如何利用现有的理论资源和法律工具合理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在其所属社区能作到为文化传统和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应从这个角度出发 ,讨论“知情同意”在中国临床实践中的意义、现状、存在的问题 ,医务人员如何制定应对策略等问题。着重于医方能做什么 ,应做什么和该怎样做…     

精准医学对传统知情同意原则的挑战

知情同意包括信息的告知、对信息的理解以及同意的自主性等几个重要环节。知情同意原则的这几个环节在精准医学情境中面临新的挑战。在精准医学中,由于风险和收益存在未知数,风险告知成为难题,告知范围具有不确定性,无法做到信息的充分告知;由于患者或受试者对信息的理解难度增加并影响传统知情同意模式的有效实施;同时,个人自主与群体自主之间面临冲突。在精准医学时代,应当对传统的知情同意原则进行补充,构建出新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模式,以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数据时代的知情同意

《纽伦堡法典》之后,知情同意原则逐渐成为世界医学界公认的保护患者和受试者权利的伦理原则。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共享,也对知情同意原有模式提出了挑战。分析知情同意产生、发展以及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危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据挖掘与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并探讨医学发展与知情同意原则维护之间的关系。最后在对当前学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型知情同意模式的必要性。     

知情同意的道德基础

知情同意的道德基础可以从义务论和目的论两个方面得到辩护.从义务论上看,对病人或受试者实施知情同意是尊重其自主性、尊重人的表现,是医生或生物医学研究者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从目的论上看,实施知情同意的目的是保护和促进病人或受试者的健康,健康作为善是他们的幸福所在.     

临床实践中知情同意问题讨论会在天津召开

2008年6月14日-15日,医学与哲学杂志社、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举办的”临床实践中知情同意问题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临床医师、医院管理者、人文学者、法律专家及患者等近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旨是总结我国临床医学界在履行知情同意原则进程中的经验     

牵涉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学准则

牵涉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学准则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一、受试者的知情同意１．个体知情同意对于牵涉人类受试者的所有生物医学研究,研究人员必须获得未来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或个体不能做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必须获得正当委任的代理人的代理同意。２．...     

论医学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

医学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是对个人的自主和自由的尊重,其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包含有知情同意、保密、隐私等具体规则。自主性原则是根源于西方强调个性自由和选择的自由主义道德传统,我国古代哲人也提出过相近乃至相同的看法。     

论医学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

医学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是对个人的自主和自由的尊重,其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包含有知情同意、保密、隐私等具体规则.自主性原则是根源于西方强调个性自由和选择的自由主义道德传统,我国古代哲人也提出过相近乃至相同的看法.     

论知情同意的家庭主义模式

知情同意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中国语境下,知情同意的临床实践具有区别于西方个体模式的特点,即家庭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植根于病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自主的内在联系,并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本质是一种家庭自主.在临床实践中,家庭主义模式有利有弊,我们应当发挥其优势,克服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