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本文论述孔子的"一贯之道",具体展开了二重维度:一是孔子对尧舜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对这一价值理念之贯彻的一贯性。此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作者认为实即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皇极",即天道,即性,即"仁",是为"中体"。"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借内省过程使本在之"中体"得以自觉建立,是为内在精神活动意义上的"允执其中";"恕"借经验活动使"中体"得以展布流行,是为外向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以"仁"为中体,以"忠"、"恕"为中体得以内在建立与实践展开的二重维度,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切实地重建了个体的心身秩序。"仁"的哲学,即是"中"的哲学。     

叶适对孔子“道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对叶适学说性质的探讨

叶适在孔子"道一以贯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道原于一而成于两"的命题。"道"在叶适这里并非是实体性的物,而是最高的统一性原理。与此相应,叶适强调的是"道"的实践意义,反对将"道"作为实体性的认识对象来加以把握。从实践的层面来说,"道"具体表现为义理与事功、知道与行道等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关系之再思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理论界争执不休的重要问题。一些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历史哲学一起,与传统历史主义等同起来,并冠之以"人道主义"、"历史决定论"、"道德历史主义"等称谓。一些理论家则反对称之为历史主义,并倾向于否认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之间并非一种继承或反对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创新,即前者为历史哲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     

论章太炎评孔子

章太炎在投入政治活动初期,对孔子持褒的态度,说孔子是中国破除鬼神迷信的第一人,称之为"独圣",目的是要反对康有为尊孔设教、降低清朝皇帝的权威以及开启民智等;走上革命道路后对孔子一度持贬的态度,目的是要把被康有为推为至尊的孔子拉下来,以反对改良,坚持革命。这一时期,他对孔子的褒贬皆出于表达政见的需要,而不顾真实的孔子是怎样的。中年以后对孔子的评论渐趋于客观,不再作违背事实的褒贬,而是较为实事求是地指出孔子的贡献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诸方面。他后期对孔子的忠恕之道作出新的解释,是要表达他充分尊重万物的差异性的平等自由观,以反对政治压制,反对以众暴寡。章太炎的评孔历程体现了他集学者、革命家、思想家、政论家于一身的复杂身份。     

形上之道如何说——以《系辞》为中心

"形上之道"意味着"道"对"形"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对视觉认知方式的超越。《周易》作为一本"书",只能以"形"的文字方式展开对"道"的言说。孔子看到了文字的局限性,提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这意味着"形上之道"能否被言说,与"圣人之意"能否显现相关。圣人以"阴阳""刚柔"来"立象"和"立道",打开了由"阴阳""刚柔"而得"道"的可能性。《系辞》认为,以"阴阳""刚柔"为言说的根据,藉助切身的感受,言说便可以超越"形"的局限性,使得说"形上之道"成为可能。     

不已、生生与对待——《程氏易传》中的天道观

与王弼、胡瑗的解释不同,程颐在未济的注释中凸显"不已"之义。"不已"的世界,构成了理解其天道观的重要基点。而程颐所谓的"不已",必以"生生"作为其存有模式。那么"生生"又是何以可能的?《程氏易传》中以"对待"作为"生生之本",对待的观念不同于对立,它旨在解释万物之生成。作为一切对待根源的乾坤并非截然对立的观念,而是道的不同维度。乾是"道"之普遍化的倾向,赋予万物以超越性;坤是将普遍化倾向现实化的倾向,赋予万物以同一性。因此,乾坤本质上是一种一体化的二元结构,二者统一于"道",由此构成了"生生不已"的真正根源。     

书讯

正《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作者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定价:109.00元。超越思想是儒家人生信仰的根本,港台新儒家有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本书从殷商巫术与宗教开始,重新探寻儒家超越精神的起源与流变,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内在超越,而是以"合内外之道"为特征的中道超越。先秦儒家的中道超越沿着上下与内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从“方内”到“方外”——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或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这种"游方之内"的道德境界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出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旨归,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     

引史证经:杨万里的易学历史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南宋杨万里的易学"引史"以"证经",辟宋代易学发展之新路,于其中颇有历史哲学之精神。他认为《易》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确立起大中至正的形上之道,"史"则将此形上之道贯彻、落到实处;人们以"史"为鉴,就能更好地按《易》道所确立的精神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的观点,强调人们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的性质;"易道之用存乎变",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过程;"易道之体存乎常",历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易道之行存乎人",人在历史发展中居于主体的地位,从而构成其独具特色的易学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叶适《论语》学思想的特色

叶适在释读《论语》时,注意扬弃前人思想,注重推陈出新。在诠释《论语》中,他采用了经与史、义理与史实结合的解经方法,提出了事功与德性统一,事功与践行统一的主张。他否定了曾子独得从尧到孔子的一脉相承之道而传之的说法,认为曾子把一贯之道简化成了"忠恕之道",仅保留了"止于其身"之道,因此他不是独得孔子之传而又传之后人的关键人物。叶适的上述做法,一方面丰富了《论语》学的解经方法,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故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当时的学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论《老子想尔注》中的“指形名道”

《想尔注》批判和反对的“指形名道”并非泛指存思身神,而是把“道”或“一”具象化为身神的存想之法。《想尔注》对存思身神这种有选择的批判和认同的态度,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宗教神学背景。无论是《想尔注》所批判的“指五藏以名一”,还是《老子中经》所推崇的“指胆以名一”,两者皆是在汉代医学相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宗教神学化发展而来的“指形名道”技法。六朝以来,“指三丹田以名一”成为道教守一思神术的主流。在此背景下,南朝天师道创造出本系的存思“三一诀”,相较于《想尔注》强烈批判和反对“指形名道”,这是汉魏六朝天师道教法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从“禅让”思想看帛书《衷》篇的成书时间

在帛书《衷》篇中,孔子以"禅让"思想解说《乾》卦用九之辞,表现出对"禅让"肯定、赞成的态度。根据宣扬禅让的《唐虞之道》《子羔》和《容成氏》等文献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及公元前316年发生的燕王哙"禅让"悲剧,可以推断儒家赞成"禅让"的思想在战国中期盛行,至公元前316年左右陷入沉寂。《衷》篇既然记载孔子以"禅让"说解《易》,其当成书于儒家盛行、宣扬"禅让"说之时,而不会是质疑、反对的沉寂之时,由此可推断《衷》篇当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下限当在公元前316年左右。从《衷》篇另一部分材料的来源--《系辞》和《说卦》成书于战国早期看,其成书于战国中期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学者一般都认为,基于管仲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孔子对管仲的最终评价是肯定性的。然而,这却直接与孔子所言之,"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相冲突。实际上孔子并没有直接否定子路、子贡对管仲的看法。结合孔子的施教目标和《论语》中孔子回答弟子提问的基本方式,可以推断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如其仁"一语,与管仲并无直接关联。究其本质而言,孔子的回答旨在教化、激励弟子;而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违礼之管仲不能为仁者。     

从“知行合一”看王阳明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

王阳明哲学的本质是实践,其理论基石是"知行合一"。从道德践履的角度审视阳明心学可以发现,阳明心学是对孔子实践哲学的重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知行合一"是道德实践之必须,是人之为人的必须。其思想源头是孔子的忠恕之道:"知"是对孔子之"忠"的继承发展,"行"是对孔子之"恕"的超越提升。"知行合一"三层次的提出,亦受启于《论语》《中庸》。阳明心学的最终指向是切实践履、追步圣贤,成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为每个人提供了一条精神解放之路。     

王阳明心学与经学的互释

王阳明的思想特色是"心学",但"心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解读经典,这正是"心学的经典化"与"经典的心学化"一体两面的过程。王阳明认为,"心学"与"经学"是一种"道"与"经"的统一关系,"心之常道"就是"经之常道",对"经"的宗旨及源流的考察须以"正人心"为本,孔子删述《六经》等也正是围绕着正人心、塑人伦进行的。一言以蔽之,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空谈心性、游谈无根的,而是对经典诠释的心学。     

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历史哲学以"新王改制说"为理论基础,以包含了"三正""三色"的"三统说"为理论核心,以"文质"说为理论补充。新王改制说的核心要义是"改制不易道"。道为古今一贯之政道,制为正朔服色等制。三统说并非"半截子的五德终始说",它的创立乃是出于对五德终始说的反对,并以正朔服色方面的全面改构而彻底放弃了以五行学说解释历史演进的做法。"忠""敬""文"三王之教说与三统说并无关联,仅是董仲舒应策时的方便提法。系统的先王之教说为立足于阴阳学说而成的"文质说"。     

孔子“攻乎异端”思想新论

诸家学者普遍认为《论语》所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是孔子对异己之说的攻讦、抨击之语,但是这种带有浓厚文化专制色彩的释解,似乎与孔子一贯宣扬的兼蓄思想格格不入。论者在考诸《孔子家语》等古籍中子贡与孔子论议"政在异端"的记载、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攻"作"功"字以及《论语》的文本编撰特点之后,认为此章与《为政》篇篇旨相承,所论乃是为政之事,是孔子"各因其事"的一种为政理念。     

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

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是运用《周易》原理来支撑金丹之道的滥觞。它以《周易》的变易原理作为道教神仙存在学说的理论基础,通过论说"物性可变",进而说明人也可变。人通过服炼金丹能够变化自己的身体而为神仙之体,即"変形而仙",从而可以超越生死。"变形而仙"思想并非《参同契》独创,而是有所本的。这一思想对后世道教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葛洪、陶弘景、沈汾等人皆明显继承了《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