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

有人认为,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时期,传统哲学、西洋哲学及新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哲学”,在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激烈之程度,变化之迅速以及观点之纷繁,实属罕见。要写好这段哲学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现代哲学史》(许全兴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大量     

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 把中国哲学钻了一遍以后,我认为,中国哲学是十分丰富的。中国有哲学、有哲学史,不过,它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史。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服从共同的规律,但各有特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也服从共同的规律,也各有特点。不可以用西方哲学史范围中国哲学史,也不可以用中国哲学史范围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最精彩的是古代和近代两段。中国哲学史最精彩的是由春秋到清初的一段。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原因造成的。西     

陈寅恪论中国哲学史——对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的评述

陈寅恪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大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直接论述,虽不多见,但却少而精。本文仅将陈先生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所写的两篇极为重要的《审查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整合为以下七大点：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应作“同情的了解”;持“阐明的态度”;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是多元的,其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的;多元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其历史的角色、作用与价值各异;必须重视对道教的研究,“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外来思想必须“经国人吸收改造”,反对“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诚然,陈先生的这些精湛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加以重温与借鉴的。     

作为时代的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向度

最近30年来,作为现代学术形态之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总体上说收获甚丰,不过由于需要覆盖的历史之宏阔与思想之复杂,自然其进展就不易平衡。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曾经出现过一批力作,但是随着现代新儒家成为显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丰富多样的内容对学术界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学术风气的转移原是平常事情,正如章学诚所说,“夫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一时风尚,必有所偏”。(章学诚)在一些人那里,“天人合一”、“良知”之类成了口头禅;复活的“道统论”则欲将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压缩在十分狭窄的领域。如何从整…     

北京市举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史组于1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发言同志一致认为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近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但是,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研究领域上还存在许多空白。如     

《中国现代哲学史》

本书共分8编、13章,计52万余字。第一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输入”,第二编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及其同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第三编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胜利与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彻底破产”。该书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填补了一段空白,     

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举行第二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为了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请在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举行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的学术讨论会。这是该编辑部于去年夏季在密云举行的“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学化而努力”的学术讨论会的续继。持有各种学术观点的四十余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议结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来探讨恩格斯所提出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     

“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在广州召开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发起和组织“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会议于1981年8月17至18日在广州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中     

理论诉求与现实观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03年年会后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根” ,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而且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命运之现实问题 ;严肃的理论反思、理论诉求则是现实观照、现实筹划之可行性的重要保证。为此 ,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华侨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发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2 0 0 3年年会于 1 2月 8— 1 0日在华侨大学举行。与会 80多名学者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生活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展开讨论 ,达成诸多共识。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我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

正《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学术研究刊物。自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学会正式成立之后,即开始筹办《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以推动全国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于1980年刊出了第一期(创刊号),之后每年刊出四期,作为季刊出版。我有幸一开始即参加了这一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主编是辛冠洁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副主编是张绍良与丁冠之两同志。我们的杂志就挂靠在哲学所。我之所以被邀参加编辑部的工作,当时大概是与张绍良同志有关。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评议会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安徽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联合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评议会,于1992年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昨尔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为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研究课     

追寻古圣先贤的心路旅程——简评郭齐勇教授著《中国哲学史》

郭齐勇教授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对象主要是高校哲学专业学生和爱好哲学的社会读者,“目的是为初学者进入中国哲学的堂奥指出门径”。全书呈现出视野广阔、构思独特、布局合理、线索分明、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述评精练、持论公允等优点。郭著导言的独特个性就在于它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切入中国哲学史的前沿问题,然后层层剥笋、步步推进,提纲挈领地总揽全局,使读者在未入中国哲学堂奥之前已对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了然于胸。作者从学术界近年热议的中国哲学是否具有正当性、合法…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述要

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于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20多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人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尚属草创时期,与会者就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学问题的特点及其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的界定问题与会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依据切实的理论史实进行研究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进一步指     

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我担任所长,平时跟同志们很少见面。这次胡伟希同志建议我来跟大家见见面,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很好。上星期北大有一个认识论讨论班,他们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今天我就大致讲讲这个题目。我想分四个小题目来谈一谈。 首先要谈一谈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基本目标或基本要求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还是认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考察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思想有一个客观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去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