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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阐述了一种“先德后刑”的刑德相养理论,有的学者以韩非的“刑德二柄”加以解读,认为二者同义。法家讲赏罚,以商韩为代表。商鞅之学在这一问题上,主张“先刑而后赏”。虽然黄老的“先德后刑”与商鞅的“先刑后赏”有相通之处,但黄老刑德概念的内涵远大于刑赏,二者在天人关系、人性驱动论等方面,也具有本质区别。韩非的“刑德二柄”与商鞅的刑赏治术并无二致,“因道全法”也非黄老思想。黄老刑德与商韩的赏罚之术并非同一思想体系,而《管子》务时寄政的“先德后刑”之说则颇具黄老学的气质与特征。通过对“先德后刑”与“先刑后赏”这两种早期刑德学说的比较分析,可以理清黄老与法家之间的思想纠葛,明确黄老刑德学说的思想独立性,并由此管窥战国时期的天人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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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为其刑德并用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形上根据,并具体展开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的政治施行主张。这种政治哲学体现了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因阴阳之大顺"的思想特质。这种把天地自然现象作为现实政治行为根据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表现,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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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德”命题是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近乎永恒的命题。《管子》中有丰富、深刻的刑德思想：《管子》肯定刑在治国施政中的必要性,却大抵主张轻刑;《管子》更重视德,倡导以利民、惠民、养民为内容的德政及以“礼义廉耻”为主要特色的德教。其刑德兼施、先德后刑思想,可谓远绍周、吕,近承管、晏,下启苟、董,在中国古代正统刑德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是重要一环。《管子》刑德思想还打上了齐地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具有浓厚的齐学色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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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古代基本上实行的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而这一治国方略经历了一个从“为政以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辅”、德刑并举的发展演变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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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研究》2015,(3)
孔子德刑观承前启后。与前人不同,跨越运象以思阶段,形成完整的形上体系;同时又统领后来者,后儒在德刑之"神"、之"形"上都在沿用、传承孔子之所创。表达方式上,孔子首创直接对比方式,将德、刑直接对比,更利于观点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便是缺少类似于此的精炼表达和内容阐释;孔子还开了从心理层面诠释德主刑辅的先河,增强了德主刑辅观点的可信度,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亦应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属性,切忌按经济操作手法来建设道德;最为主要的是孔子在德与刑之间植入了"礼"这个制度性规范,通过礼这个"制度"来保障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而成功的德治典范便是归功于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应借鉴于此,将"德治"的软实力通过"德制"这个硬措施来保障和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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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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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二三子问》作为解经之作,其论述是依《易》之经文展开的。《二三子问》论《易》屡称"龙德",分别从龙与天地阴阳的关系,龙的变化特性,龙之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表达作者的易学观。在此基础上,《二三子问》的作者通过对卦爻辞的诠释,以阐述施政艰难的方式表达忧患意识,同时通过比较人君、贤者、君子、小人的不同德行,表达重德的核心观念,凸显忧患意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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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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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帛书》所见的另一种德治方略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黄老帛书》以德治国说包裹在《君正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和“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的系统设计中。究其说,“用其德”是利用社会成员的道德（感）及其相互间的积极影响管理国家的一种方略。在对德的理解把握、德治的运作机制、可预期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及对德治方略的定位等方面,《黄老帛书》之德治说有着与先秦儒家以德治国说颇为不同的致思方向与价值取向。前者注重被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互动性,表现为对道德的客观规范的服从;而后者则执著于统治者道德品性的示范性,表现为对道德的主观人格的崇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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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要》篇有“五正”一词,乃为古代易学讲君道的特定术语。其内容是帝王取度于身所建立的规矩绳权衡五种法度,与八卦中的某些卦、四时和五方等相配纳,而形成的易学模式。此配纳模式说明,君主布施规矩绳权衡五正,其旨在因顺阴阳、谐和四时、理顺五行,以达致天人祥和的理想政治境界。此古《易》“五正”的要义,是君道合于天地、阴阳之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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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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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二三子问》篇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其中具有时令含义,核心内容是"顺天",顺应天时之意,具体指顺应五行、四时以及寒暑之代序。此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农事活动中有重要作用,即《管子·四时》所云"圣王务时而寄政"之意。可以说,《管子》"知四时"与《二三子问》篇"顺五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皆源于对四时的关注,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播五行于四时"。对此,帛书《易传》没有给出具体方案,而《管子·五行》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这涉及君主行政的具体措施,其中透露出天地人一体的宇宙整体思维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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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吸取了以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完善了阴阳五行说体系,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是在四时观念系统中完成的,而《管子》就有非常大的贡献;《管子》中论述四时之象透露出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为汉代易“卦气说”奠定了基础;并且《管子》“精气说”为王充以后的“禀气说”产生重大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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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2019,(4)
周公在平息"三监之乱"后便着手于殷遗治理。《周书·酒诰》中,周公训导前殷遗民戒酒、止酒,悬为厉禁,态度坚决,手段强硬。以道理晓喻、德性规劝在先,借助于律法刑杀的手段予以强行约束在后,可谓"宽猛相济,先教后诛"。"予其杀"的对象是违抗禁酒令的群饮者,凸显出周初政治军事斗争的严峻性和法规执行的严厉性。当杀则杀,不留情面。教可立德,杀可立威。周公强调治国先治官,司民之吏应当"正身帅民",率先"不湎于酒",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断酒、戒酒、谨慎喝酒的良好风尚。周公借酒所实施的殷遗治理,经由历代儒家学者的注疏训诂和意义诠释,渗透着儒家设刑不用、德主刑辅、教威并举、官为民师等价值取向与精神意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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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2019,(4)
帛书《易传》谈及阴阳概念集中在《二三子问》《衷》和《缪和》这三篇解《易》文献中,《二三子问》开篇言"龙之德",以"龙"之神能总述阴阳变易观,包含能阴能阳和变与不变两方面的内涵,以此突出由变化之极而衍生的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衷》开篇即提出"《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将抽象的阴阳概念落实到阴卦与阳卦、刚爻与柔爻上,核心是刚柔之变化,由此引申出乾坤、刚柔、动静、天地、文武之大义。《缪和》篇则从天道处立言,其曰:"凡天之道,一阴一阳。""阴阳",诸家多以"四季"解,其实不然,"阴阳"当谓"日月",此乃古书常例。此言天道对立转换的客观规律,可称之为自然天道观,与荀子的天论有某些相同之处。综上,帛书《易传》以阴阳变易观总述事物发展的两重性特征,又以刚柔变化和自然天道观深化之,具体地阐发、运用了传世本《易传》的阴阳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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