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近年来 ,随着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 ,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一度被学界遗忘的中国传统经学重新回到当代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中 ,“经典诠释学”研究正在形成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方向。时下汉语哲学界的诠释学研究 ,大致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向度 :一是对西方诠释学的介绍和研究 ,以洪汉鼎先生对西方诠释学原典的辶多 译和诠释学理论的研究为代表 ;二是着眼于中西诠释传统的比较 ,充分吸收中西哲学各派的理论资源 ,创立富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诠释理论 ,以成中英先生倡导的“本体诠释学”为代表 ;三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诠释…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关于Hermeneutik的三个译名:诠释学、解释学与阐释学

本文首先从西方概念史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词hermeneutike(德文Hermeneutik,诠释学)与Interpretation(解释)的同义关系,进而又从Interpretation(解释)在西方近代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两种涵义,即Erkl?rung(说明)和Auslegung(阐释)中简洁地指出了近代诠释学与当代诠释学的本质差异,从而详尽辨析了Auslegung(阐释)这一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关于Hermeneutik(诠释学)的最关键概念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本质和功能意义。     

经典诠释的向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重建--"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会议"侧记

中国有着久远的经典诠释的传统,虽然它与西方诠释学的内涵有所差异,但通过解经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却是中国先哲的传统。如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开展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思想智慧,从而深化和拓展中国哲学研究,让传统经典成为学术理论创新和人类智慧的源头活水,这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它颇受学术界的关注。2005年12月15至20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王弼与郭象———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会议暨郭象著作研读会”就反映了学术界对以上课题而进行的新思考。在中…     

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及其出路

20世纪末 ,国内外理论界先后出现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 ,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然而 ,当我们确实着手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 ,却不得不发现我们遭遇了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这里的“诠释学困境”是指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如何处理文本的诠释与意义的创生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困难处境。[1]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了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影响 ,无论是旨在创立一般诠释学的施莱尔马赫 ,还是努力把诠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之普遍方法论的狄尔泰 ,都把诠释学当做一种追求确定知识的方法论来加以建构。他们的诠释…     

文本诠释中的限度与超越——兼论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

在文本的诠释中,什么属于“合法的诠释”和“有效的诠释”?什么又属于“过度的诠释”?文本的诠释需要设立一定的限度吗?这样的限度能否允许突破和超越呢?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对诠释学的发展还是对我们的理解实践而言,都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它不仅涉及对当代西方诠释学思潮的评价,而且更关乎对诠释学研究未来走向的抉择。本文试图结合对当代诠释学发展的反思,阐述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同时也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一、文本诠释中的“文本语义关联性原则”读者对文本的诠释首先面对的是文本,而诠释学意义上的狭义…     

试述孟子诠释思想的本体论内涵——兼论中西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中国诠释学的重建过程中,多数学者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诠释学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诠释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挖掘不够,从而未能真正实现与西方当代诠释学的沟通与对话。而孟子的诠释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本体论内涵,其与西方本体论诠释学的差异也尤能体现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独特性,亟应引起学界重视。     

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面对着复杂的形势。在外部,面对西方诠释学的刺激,需搭建中西对话平台,引西方诠释学为中国诠释传统完成现代转变的参照镜像,建构问题域并在创造性思维的指引下实现"化西为中"的对话目的。在内部,因应"古今之辨",需搭建由古通今之桥,将中国经典注释学由一个"古典论题"转变为"现代论题",打开从经典注释学转型为经典诠释学的通道。只有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转型的诠释学处境作出准确分析与判断,才能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典-现代形态转换找到最佳路径。     

诠释的创造性与"创造的诠释学"

自施莱尔马赫奠定现代诠释学以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如今,这股思潮突破语言的界线,延伸到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一批海外华裔学者率先对此作出了回应,而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建立的“创造的诠释学”尤为引人注目。它虽发端于释老之学,然又融会了西方哲学的诠释方法论,在诠释学方法规则的制定上具有独特的建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融合中、西思想的诠释学形态。其宗旨是构建一个诠释的方法论规则体系,以现代化地重建传统哲学。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