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郑玄注《仪礼》时兼采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注中这些古文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古文经的一些重要线索,所以前修时贤对此均较为重视。本文主要是利用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材料,着重对郑玄注《仪礼》九则形讹古文作一新证,重点对这类古文讹混的时代层次做了考察,文末还顺带对郑玄注《仪礼》时所据古文本的真实面貌作一补述。     

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郑玄“以易笺诗”考论

在中国《诗经》学史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久负盛名。尤其是他利用由古代礼义与礼例对《诗》作了制度化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以来说《诗》的重要发展。然而,作为郑玄《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的"以易笺诗",却常为世人所忽略。本文通过对《郑笺》与《易注》的梳理与论证,指出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发覆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孔子论礼的重要命题,它讨论的是学习礼经书本和践行礼容威仪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君子的品德修养问题。经过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不断阐释,该命题的文本面貌与微言大义均发生变化,并对汉初今文礼学思想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刘歆对该命题加以利用,在《七略》礼类小序中将"礼经"概念由《仪礼》改换成《周礼》,郑玄、孔颖达相继坐实,终成学术史上一段公案。     

《仪礼·士相见礼》“众”“终”今古文辨

据当前所见出土文献材料,今本《仪礼.士相见礼》之“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一句中的“众”当据郑玄注“今文”,以及《武威汉简.仪礼》校改作“终”。此句郑玄注所说的古文作“众”实为汉人用字习惯,并非真正的战国“古文”。     

王弼易学的除旧创新

自王弼义理派易学崛起,汉代那些宏大的周易象数学体系便轰然倒塌。一位仅有二十四岁生命的青年学子,能创造这样一种学术奇迹,乃因其找到了经典诠释的正确方向。王弼所著《周易略例》,可以视为他进入易学殿宇"登堂入室"的简便路径。其中提出了一些《周易》诠释的重要方法,如(一)"得意忘象"论;(二)"卦者,时也"的时运论;(三)"主爻"说等。将郑玄《周易注》与王弼《周易注》相比较,可以印证李鼎祚"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的判断,两家易学有天壤之别。将王弼《周易注》与宋儒义理派胡瑗、程颐、杨万里等易注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宋代义理派对王弼易学的继承与发展。     

《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

<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9万字。"礼是郑学"之说出自唐孔颖达纂修《礼记正义》,作者将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的发展脉络。针对传统经学史研究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过于依赖外源性记载,本书则尝试从具体经说出发,努力推求古人经说背后的思维过程,免去了传统研究中的"隔靴搔痒"之弊,从而对汉唐经学特别是郑玄经学,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郑玄礼学解析",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注写本,通过《论语》来讨论郑玄经学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通过三《礼》贯穿群经的庞大体系。第二章"郑玄与他的师友"择取了马融、卢植、     

《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王肃易学渊源新考

王肃的易学渊源,仅仅见于《三国志》的简要记载,而且语焉不详。文章通过传世的王肃《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的"同字同义""同字异义""异字同义""异字异义"等四方面的比较与考证,指出王肃的易学虽然可以追溯到家学和荆州学者宋衷,但事实上渊源于郑玄易学,这是板上钉钉的。     

论廉政诉求的伦理价值定位

廉,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指"堂之边"或"厅堂上方有棱角的横梁"。《仪礼.乡饮酒礼》曰:"设席于堂廉,东上。"郑玄注曰:"侧边曰廉"。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肯定了"廉"为"堂之边"或"厅堂上方有棱角的横梁"之说法。其中曰:"堂之边曰廉"、"堂边皆如其高"、"廉远地则堂高,廉近地则堂卑"、"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又曰:"廉之言敛也"、"廉,隅也;又曰廉,棱也。引申之为     

王肃礼学初探

本文以王肃《孔子家语注》和诸经注为基础 ,以王肃礼学思想为研究对象 ,阐释了郑玄、王肃之争的重点所在及王肃之学在礼学领域的地位。王肃之学具有较浓厚的义理性特征 ,王肃政治观有其礼学基础     

大、小戴《礼记》关系考论

大、小戴《礼记》作为两部重要礼学经典,其成书有着相同的材料来源,两书内容交错但又不尽相同,但在传世过程中却命运迥异。《小戴礼记》注疏繁多,为《十三经》之一,占据礼类经典中的重要一席;《大戴礼记》则不为人重视,亡佚过半,已非完帙。究其原因,一是戴德、戴圣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小戴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大戴;二是由于郑玄注《小戴礼记》而不及《大戴礼记》。     

虞翻著作考释

一、参同契注《经典释文·周易音义》释“易”字曰:“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按:虞翻释“易”字首见于《参同契》,可知其注《参同契》要早于注《周易》。且虞氏注《周易》,多受《参同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曲礼”含义探析

"曲礼"是礼经中的重要内容,但对"曲礼"含义一直没有让人满意的解释,郑玄、孔颖达之后,学者踵立新说,但多为臆测之论。导致错误的原因是,其一,古《曲礼》佚失,其内容鲜为人知;其二,主观上建立"曲礼"与《曲礼》唯一必然联系,由"曲"字之"委曲""曲折"意引申发挥;其三,拘泥于郑玄注。综合考察文献,"曲礼"即是威仪,威仪即是容礼,"曲礼"即是容礼。三者之间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使用层次上的不同。     

融旧铸新的诠释与研究──王新春《周易虞氏学》序言

融旧铸新的诠释与研究──王新春《周易虞氏学》序言刘大钧虞翻生活的年代值东汉末、三国初，自称五世家传孟喜易学，所撰《易注》上奏汉献帝，并受到当时名士孔融的推崇。虞翻在其奏献帝之书中，及在其《易注》内，点名批评了马融、荀爽、郑玄、宋忠（衷）等人的《易》解...     

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礼学尤明”时代。本文立足社会现实,围绕君权、族权的巩固,展开对当时礼学盛因的探析。以为战乱后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离不开礼仪的实施及礼学的教化。其间,帝王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而南北朝为宗族社会典型期,宗族对等级亲疏关系的重视,也导致礼学的发达。另外,文章认为南朝礼学的兴盛,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相抗争的结果。玄学佛理的流行,促使儒士经师加紧对儒典的深入研究,礼学则为儒学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北朝社会各阶层因其特殊的条件,更加热心于儒学的教化工作。最后,文章又从经学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去解释礼学兴盛原因。以为郑玄《三礼注》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