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外传》论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

王夫之《周易外传》讨论了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德性论,又有政治哲学的意义。传统文献中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而《周易外传》所言君子和小人主要以德言。船山认为,君子善处小人的原则是"内不失己,外不废物",这一方面是君子成己成物之人格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因君子与小人的紧密联系而具有客观必要性。船山认为,"君子小人相养者也",君子和小人皆是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承担不同的责任,有相应的位置。船山尤其反对一味打击小人的做法,因为"清浊太别则疑战承之",这其中隐含了他对政治根本原则及"党争"的看法。     

“位”与“德”之间——从《周易·解卦》看孔子“君子小人”说的纠结

从《易传》对《周易·解卦》的解读来看,春秋时期及之前,人们对于"君子"与"小人",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位"的区别——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论语》中孔子的君子小人说,具有重要启示。《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同时对举者,除明确指向地位差异和道德差异的之外,其他纠缠不清者,可以划分为地位所带来的眼界差异、能力差异、修养差异等三种情形。在当今把"君子小人"固定为"德"的区别的话语背景下,笔者重新提出《论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问题,目的在于恢复历史原貌,使今人更准确地把握孔子学说的真谛。     

君子与小人

正在《论语》中,将"君子"与"小人"对举,粗略数了一下,大约有十三处之多。毫无疑问,孔子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人性中的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都知道,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是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性恶"的观点的,而荀子如此大胆的思想,肯定与孔子对人性之恶的深刻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在《论语》中,孔子通过将"君子"和"小人"对举,来系统阐释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方面。譬如这样两则:"君子喻于     

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兼与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之比较

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易传》"利者,义之和"以及《周易》中的"君子""小人"可以互相转化为依据,不仅将其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而且对义与利的相互联系、不可分离作了深入阐释,较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更为深入,并为后世清儒所接受,为刘宝楠《论语正义》所吸取,而成为一家...     

对《苏轼易传》"天行健"等解的思索——老年学《易》所得启发之二

苏轼一生关注《周易》,晚年更加重视易理研究,《苏轼易传》采纳象数易学某些方法的同时,又崇尚理性,成为义理易学的代表作.苏轼强调"天行健"在于其不息的运动变化,而变化的内在因素在于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使其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创新.     

帛书《二三子问》“龙之德”之意蕴及忧患意识

帛书《二三子问》作为解经之作,其论述是依《易》之经文展开的。《二三子问》论《易》屡称"龙德",分别从龙与天地阴阳的关系,龙的变化特性,龙之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表达作者的易学观。在此基础上,《二三子问》的作者通过对卦爻辞的诠释,以阐述施政艰难的方式表达忧患意识,同时通过比较人君、贤者、君子、小人的不同德行,表达重德的核心观念,凸显忧患意识。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别解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历来有两种解法:一种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种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汉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宣说的是一条道德原则;以"位"分,则可视为一条政治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来讲,以义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视为一种修己之学,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为政治原则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有两层内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当与民争利;二是有"位"之"君子"当以"义"化民,此不仅合孔孟先富后教之义,且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体现。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本旨。     

孔子"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在现实践行中的融通与权变

"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是孔子提出的两类人品操行境界,作为道德行为标准,两者在理论上的划分是明确清晰的,但在现实践行的权衡与变通中,其界限就变得模糊含混起来.但孔子所标举的"君子人格"绝不是冰冷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将其化作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自觉变通的行为实践.他能在践行"君子人格"的实践过程中,于细微、深远之处洞察到危机与契机,并能看出这危机与契机相互变通、转化的时机和规律.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君子怀刑”解

<正> 《论语·里仁》中有一段话,《论语注疏》(何晏集解,邢爵疏)这样注释:君子怀德(孔曰,怀,安也。),小人怀土(孔曰,重迁。);君子怀刑(孔曰,安于法。),小人怀惠(包曰,惠、恩惠。)。《正义》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者,怀、安也。君子执     

“守正以待时、不争而贞胜”——王夫之论君子与小人相处之道

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理适当分离,而不是用君子小人之辨来混淆个体修身与政治管理。     

《易经》中的君子观

《易经》中的君子观于春海卞良君“君子”，在西周、春秋时期是贵族的通称。《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玉者。”又，《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君子指当时的统治阶级，小人指被统治的劳动人民。春秋末年以后，“君子”...     

成为君子的条件,只有一个

正在《论语》中,讨论君子小人的不少,这给中国人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好像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很麻烦。其实,用儒家的标准做君子,只有一个终极条件,就是真诚。先有"儒",再"儒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孔子之前即有"儒"的说法。《周礼·司徒》中说:"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古代由"师"与"儒"负责教化     

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

苏轼站在义理易的立场,从卦爻结构的角度直接阐明了其解易宗旨.他在解卦中多以"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以启文端.这就是<苏氏易传>在解卦实践中提出的"卦合爻别"说.我们可以从苏轼易学的立场、苏轼对易学史上卦爻结构观的考察以及对"卦合爻别"方法的实际运用,来理解苏轼在卦爻结构观上的"卦合爻别"说.     

张履祥解《易》理路研究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其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求实践行精神。从总体而言,张履祥继承并整合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重视《易》的象数占筮源头,但更强调《易》的天理内涵。他的解《易》思路,遵循的是"五经是四书注释"原则;在"体用一源"思维下,他突出了明体适用,但更多的是践用达体的路径。作为明清之际反思思潮的体现,张履祥从易学中寻找"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机",又引出个人修养上"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     

《论语》中"德"的多维分析及其现实启示

《论语》中"德"共出现40例,这40例"德"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德"的主体方面设置个人与群体、君子与小人两组观察维度,从"德"的具体所指方面设置秉性与行为的区别,从"德"的作用方面设置治民与化民的不同,以此来分析《论语》中"德"的含义,联系今天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论语》中关于"德"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评价以及个人的修身进德都很有启发。     

从马王堆帛书《易传》看孔子的言语思想

通过对《周易》经文"乐其辞"的解读方式,马王堆帛书《易传》就言语问题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君子的言与行是招致吉凶的关键,亦是君子与其臣属、民众乃至天地相沟通的重要途径,作为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其二,从性质上来看,言有小人之言、君子之言与圣人之言的区别,圣人之言即为《周易》卦爻辞所承载的"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其三,君子出言的原则和方法有多种,如"言当其时"、"易其心而后呼(语)"、使用"同心之言"等,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君子的德行。借助于对言语问题的阐发,帛书《易传》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言语思想背后广阔的道德境域,此正与六篇文本"观其德义"的思想主旨相契合,也是先秦儒家言语问题的根本归结点。     

从马王堆帛书《易传》看孔子的言语思想CSSCI

通过对《周易》经文"乐其辞"的解读方式,马王堆帛书《易传》就言语问题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君子的言与行是招致吉凶的关键,亦是君子与其臣属、民众乃至天地相沟通的重要途径,作为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其二,从性质上来看,言有小人之言、君子之言与圣人之言的区别,圣人之言即为《周易》卦爻辞所承载的"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其三,君子出言的原则和方法有多种,如"言当其时"、"易其心而后呼(语)"、使用"同心之言"等,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君子的德行。借助于对言语问题的阐发,帛书《易传》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言语思想背后广阔的道德境域,此正与六篇文本"观其德义"的思想主旨相契合,也是先秦儒家言语问题的根本归结点。     

王弼《周易注》卦变说发微

学者多言王弼尽黜象数而专言义理,实则不然。王弼固然严厉批评了汉易的牵强繁琐,但每当他意识到只有运用卦变才能对《周易》经传做出清晰准确的解释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将汉易卦变融入到自己的注文当中。尽管少数学者已经指出王弼注贲、涣等卦时有取卦变,但《周易注》中丰富的卦变之例尚未引起关注。这与王弼易学的义理派定位及《周易正义》的疏解有关。当下王弼易学研究的继续推进,应当以破除对《周易正义》的拘执、反思王弼易学与汉代易学的亲缘为突破口。本文即旨在呈现《周易注》中的卦变内容,还原王弼易学的本来面目,进而再次论证"卦变是理解卦爻辞的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