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剥卦》“剥床”考论

《周易·剥卦》爻辞中的"剥床"同《楚辞·天问》中的"击床",讲述的是商人先祖王亥被杀的场景,爻辞中的"足"、"辨"、"肤"俱指王亥身体的部位,"蔑"为"斫断足胫"之义。《剥》卦爻辞对这一事件的记录运用和遵循了爻位与爻辞内容相关联的易学体例,同时也体现了上古史实作为《周易》卦爻辞来源之一的特征,对探究卦爻辞本义具有启发意义,同时也可以补充顾颉刚先生的《周易》研究。     

朱熹《周易》研究得失论

宋代学者朱熹的易学研究不囿前人之见,认为孔子的《易传》是"孔子之易",程颐的《易传》是"程氏之易",均有别于"文王之易"。他不迷信权威,读易务循正经,所著易学著作,亦取名《周易本义》;在给学生讲易时,详析前贤解易之弊,要求先从读《周易》原典开始。他治学态度诚实,虽然对《周易》本义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但是面对学生提问,常作"不可晓"的回应。但他执着于《周易》本是占筮书、卦爻辞本为占筮所用的观念,在释读有些爻辞时难免为其牵累,反而有违文王本意。这是朱熹在《周易》研究中的一个失误。     

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

西周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存在于周易一书里的阴阳说,另一个是存在于《尚书·洪范》里的五行说。前者代表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者代表古代的原始的唯物论思想。 一、《周易》里的阴阳 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易·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本书内有“王用享于岐山”(《升卦·六四》)和“箕子之明夷”(《明夷卦·     

《周易·明夷卦》及其历史故事新解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叶《周易·明夷卦》作出新的解释,认为《明夷卦》中的“明夷”不是成语,而是鸟名,乃指太阳鸟,在文明降临赤县神州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又是作为君王神威的象征。“明夷”本卦“明入地中”也不是讲“箕子的晦气”,而是体现了先民普遍存在的“返本归根”的宇宙观,反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意味着“归位”或“嗣位”。“明夷”卦爻辞中所蕴涵的“文王明夷”和“箕子明夷”两个历史故事就是记述文王和箕子两人如何经历千辛万苦,犹日之丽天,最终都能化凶为夷,返归本位,并建立起周王朝和朝鲜国。     

论《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

论《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邹然《周易》卦辞和爻辞是对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所蕴涵意义的确切界定,即对这些卦体爻符所代表的物象内容、人事现象及其占筮效用所作的文字表述,所谓“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圣人之情见乎辞”（《周易·系辞》）...     

《周易程氏传》对“位”与“时中”的诠释——从易学、理学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的角度看

"位"与"时"都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为历朝历代的易学家、儒者们所诠释。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将天理学说引入到易学诠释之中,将爻位与儒家时中的政治理念紧密结合,从宇宙本体的高度,将"时"、"中"视为天理在《周易》中的具体展现,希望所处不同之"位"的社会个体,尤其是君臣,在任何具体的情境中,都要遵循天理,时刻保持"中德"。程颐此解无疑强化了其易学的伦理政治性,为后代的易学诠释提供了新的方向。     

基于党争和人性的双重反思——论苏轼的“君子小人观”与易学思想

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苏轼从君子、小人身份定位与人物关系的视角,反思了欧阳修严辨君子小人之别的主流观点,强调君子对小人的包容态度。苏轼这一现实主张,有其相应的易学理论依据,体现在其易学著作《东坡易传》对爻辞的独特诠释中。苏轼的君子小人观既是源于党争给国家及个人带来危害的反思,又与他"性无善恶"的易学思想联成一个统一体,反映了他在易学建构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中国易学史上爻变说的变迁与丁若镛的爻变说

在丁若镛的易学理论中,爻变说是《周易》解释的最基本方法。丁若镛认为,自文王作《易》始便以爻变为前提,这在古代经传的诸多观点中皆可得到印证。汉代是象数易学的天下,其代表人物虞翻虽未特别提出关于爻变的理论,但却对爻变进行了灵活的运用;魏晋时期,玄学义理易最重要人物王弼虽不重视爻变说,但后来爻变说却并未从易学史上消失,反而被继承了下来。进入宋代,爻变说得以理论化。宋代以后,其理论渐渐严密起来。到元明清时代,爻变说仍被看作是《周易》解释的基础。在中国易学史上,爻变说虽源远流长、绵绵不断,但却未曾出现像丁若镛一样彻底将爻变和推移结合起来解释的事例。此即茶山易学在东亚易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王弼易学的除旧创新

自王弼义理派易学崛起,汉代那些宏大的周易象数学体系便轰然倒塌。一位仅有二十四岁生命的青年学子,能创造这样一种学术奇迹,乃因其找到了经典诠释的正确方向。王弼所著《周易略例》,可以视为他进入易学殿宇"登堂入室"的简便路径。其中提出了一些《周易》诠释的重要方法,如(一)"得意忘象"论;(二)"卦者,时也"的时运论;(三)"主爻"说等。将郑玄《周易注》与王弼《周易注》相比较,可以印证李鼎祚"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的判断,两家易学有天壤之别。将王弼《周易注》与宋儒义理派胡瑗、程颐、杨万里等易注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宋代义理派对王弼易学的继承与发展。     

论汉代《易林》象数易学的文脉渊薮——从《易林》与《左传》《国语》《孔子家语》的对读谈起

《左传》《国语》《孔子家语》等占筮案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易学文献,《焦氏易林》是西汉末年的象数易学作品。《焦氏易林》卦象与繇辞生成的文脉渊薮可追溯至先秦易学,是对先秦易学的赓续与新变。《焦氏易林》一爻变相关繇辞的吉凶指向与《左传》对应筮例呈现出一致性,筮法、解占方式、用象、象义具有承继关联。三爻变卦、五爻变卦、六爻不变卦的爻辞生成和《左传》《国语》《孔子家语》相应筮例等亦存在客观的贯通性,涉猎的史实、卦的宗旨指向具有一致性。汉代《易林》象数易学的兴起是有文脉承传的,是对先秦易学的发展和演进。     

论《程氏易传》的“中”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易学解释学为起点来探究《程氏易传》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中"的哲学内涵,本文的研究表明程颐在《程氏易传》中继承了王弼《周易注》中对《周易》文本所作的卦、彖、爻的结构性划分,并在对爻辞的注释中通过使用一些基础解释概念来建立统一的释爻体例。"中"就是作为基础解释概念"德"的内容出现的,在《程传》中程颐通过"中"与其他基础解释概念之间关系的建立,为"中"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笔者想通过探究"中"这一概念在《程传》释爻中的使用方式来彰显其哲学内涵,这也是本文在方法论上的特点。     

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述要

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一书久无传本,世所罕闻。自2008年文听阁图书公司出版林庆彰先生主编《民国时期经学丛书》以来,此书亦幸得以重见天日。此书所侧重者,不在象数易例的使用与义理思想的阐发,惟在考辨卦爻辞中的字义与史实,盖属易学与史学的会通。本文撰作上以《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一书为研究素材,分别论述其著述背景与体制,并从中探究刘钰易学渊源,尤其于此书稽古治《易》方式,更多着墨,分之为(一)考究史实,不论时位;(二)广引典籍,考订字义;(三)证明史实,不推演理论;(四)随文求解,不争门户;(五)原文考事,多闻阙疑等五大特点,一一加以阐述说明,最后则论及此书的价值与得失。由于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于民国史事易学,特别是其中的"史料易"易学一派,堪称集大成之作,故本文中亦兼论易学史上史料易学的发展梗概。大体而言,《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书中考掘之史事,虽未必尽属可信,惟在新旧学术交替之际,在出土文献尚未大量发现之20世纪初期,刘钰与当时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在中国易学史上仍有其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希望透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吾人借以了解民国时期易学梗概,并藉资阐发前辈学者的潜德幽光。     

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述要CSSCI

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一书久无传本,世所罕闻。自2008年文听阁图书公司出版林庆彰先生主编《民国时期经学丛书》以来,此书亦幸得以重见天日。此书所侧重者,不在象数易例的使用与义理思想的阐发,惟在考辨卦爻辞中的字义与史实,盖属易学与史学的会通。本文撰作上以《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一书为研究素材,分别论述其著述背景与体制,并从中探究刘钰易学渊源,尤其于此书稽古治《易》方式,更多着墨,分之为(一)考究史实,不论时位;(二)广引典籍,考订字义;(三)证明史实,不推演理论;(四)随文求解,不争门户;(五)原文考事,多闻阙疑等五大特点,一一加以阐述说明,最后则论及此书的价值与得失。由于刘钰《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于民国史事易学,特别是其中的"史料易"易学一派,堪称集大成之作,故本文中亦兼论易学史上史料易学的发展梗概。大体而言,《易经卦爻辞本事考》书中考掘之史事,虽未必尽属可信,惟在新旧学术交替之际,在出土文献尚未大量发现之20世纪初期,刘钰与当时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在中国易学史上仍有其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希望透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吾人借以了解民国时期易学梗概,并藉资阐发前辈学者的潜德幽光。     

《焦氏易林》作者考辨——兼与黎子耀先生商榷

《焦氏易林》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占卜书,它是从《易经》六十四卦的占卜演绎而来的。按已见于《左传》的占卜方法,当求卦者求得了某卦某爻,对照《易经》爻辞找到对于这一爻或“吉”或“凶”的解释还不够,如果这一爻是阳爻,就变它为阴爻,反之,阴爻变阳爻,一爻之变,整个卦体也就变了,此卦变成彼卦,再从彼卦彼爻查对其爻辞,以该条爻辞与前一条爻辞相互参照,为求占的最后结果。在筮法上,以初得之卦为“遇卦”,以变爻而得之卦为“之卦”,因此《左传》中就多见如“遇《归妹》之《睽》”、“遇《明夷》之《谦》”等等的占筮记录。汉以前,占卜结果都以《易经》原来的卦爻辞为据,到汉朝后,有的《易》学家根据《易经》原有爻辞,经过细密的思考,大胆的发挥,重新编撰一批新的占卜辞,《焦氏易林》就是一部这样的著作,     

刘逢禄易学之公羊学意蕴探微

刘逢禄的学术贡献并不仅限于重述、张大公羊学,还在于以公羊学为核心阐释其他经典。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刘逢禄的公羊学思想,而对其易学的公羊学意蕴鲜有关注。刘逢禄深入探讨了《春秋》与《周易》的会通问题。在他看来,文王作《易》之初心在于忧患万世,孔子继承文王遗志并效法之而作《春秋》,两书都有彰显王心、微言改制的目的。以此为基础,刘逢禄援引《公羊》义来解释《周易》,并借《公羊传》之语佐证易理,从而将公羊学思想贯穿在易学诠释当中。刘逢禄虽然贯通了《春秋》与《周易》,但以公羊为宗的经学理念致使其易理阐发有失客观,甚至不免有穿凿比附之嫌。     

“丧牛于易”与“丧羊于易”解

<正> 《周易》旅卦上九爻辞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顾颉刚先生以为此爻是记商之先祖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于《燕京学报》第六期) 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这与“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相符,故此爻辞为王亥之事说可从。顾先生更以《周易》大壮卦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无悔。”亦为王亥故事。细     

论王船山对《潜虚》与《洪范数》的批判

扬雄、司马光、蔡沈的易学,主要体现在模拟《周易》上,船山对此的批判可以说最为激烈、不遗余力。《潜虚》爻不合彖、《元包》有彖无爻,皆与船山"彖爻一致"的思想相违背。同时,"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而《潜虚》仅有占成的一卦而无爻的变动,因此属于一种固定的死物,与《周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神妙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它根本不能拟象大化流行之无方多端。船山对《洪范数》的批评,不仅仅体现在他诠释《周易》的作品中,更集中体现在《尚书引义》中。船山对《洪范数》的占法作了探讨,认为它变乱奇偶,于象、理皆无当。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它与船山提倡的"即占即学"和"得失吉凶一道"是完全相违背的。船山的批判,背后有一贯的义理系统作支撑,并非从考据的方面来判定谱系而已。     

《周易诠释》《周易密钥》简介

正李守力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周易诠释》与《周易密钥》是密切相关的两部著作:前者以重建《周易》经学为宗旨,继承传统的经学注疏路径,融汇《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中的易类著作以及近代名儒的易学著作共1500余种,逐卦逐爻、逐字逐句解释《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后者则是学习前者的辅助参考著作,主要内容是论证"观象系辞"体例     

谈《周易》爻题的形成时间及相关诸问题

从《左传》有关记载、《周易》有关传文和以往出土的有关战国竹书综合考究,推断《周易》爻题的形成是在公元前 500年后的孔子晚年或再稍晚一点的时间;《周易》与其前筮书的最大区别是有爻辞;爻题的从无到有,是由开始多用或沿用其他种类的筮书、筮占方法而走向独尊《周易》的发展特点决定的;爻题体现着蓍与爻、卦的联系,表示爻的时位与方位,提示如何积爻成卦,具有多种含义与作用。     

丁若镛与吴澄的《周易》解释方法比较

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推移"这一方法,这可以说是茶山自己的独特解释。这也是茶山与草庐在《周易》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