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论《春秋纬》中的春秋学思想

《春秋纬》是相对《春秋公羊传》而言的,因此,《春秋纬》中有很多与春秋学相关的思想。我们在此对《春秋纬》的春秋学思想作一分析,由此展现《春秋纬》在春秋学方面的思想特征。一、孔子作《春秋》说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思想的是《孟子》,《腾文公下》说: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以"公天下"大义正"家天下"之法——论中唐《春秋》学的"王道"论述及其时代意义

在中唐至北宋的儒道复兴运动中,追求合理人间秩序的“外王”之学实与“内圣”之学并行而交叉,自中唐兴起而于北宋中叶大盛的《春秋》学颇能凸显这一思潮线索。本文着重阐发中唐《春秋》学倡明“王道”之要旨及其相关论述,指出,中唐《春秋》学抉发西汉公羊学“天下为公”的微言,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机重新澄清并确立“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宪纲；开始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人进行政治实践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即所谓“时中之道”,以树立新的君子人格；又根据“王道”精神提出振兴唐朝、重建中央集权的具体政治纲领,其“尊王”义恰恰构成对唐皇朝强化中央权威的现实政治路线的批判。中唐《春秋》学所开启的这一“原道”之路,在“大一统”秩序重建并巩固的北宋时代得到回应与延续。     

《春秋繁露》五行说辨

对董仲舒只讲阴阳不讲五行、而《春秋繁露》大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并非董仲舒所作,至少《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有问题的说法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进行了辩论,认为在讨论《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倾向。单纯的文献考证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精密稳妥 疏通百家——读钟肇鹏先生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

今年是钟肇鹏先生的80华诞,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春秋繁露校释》在1994年曾由山东友谊出版社纳入《孔子文化大全》出版。此次新版,不仅采用宋本对全书进行补校,而且订正了前书的讹误脱漏千余处。钟先生在这部书的扉页自题“繁露润泽千世,校释疏通百家”,既说明《春秋繁露》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也有对校释成就的自许。首先,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春秋繁露》的校注中采获最广、吸收各家之说最多的著作。有关《春秋繁露》的校注,从宋代以来不断有人进行,尤其是清代与近现代的校注,成绩斐然。清代的惠栋、…     

《春秋》例论

《史记》谓“《春秋》以道义”,按春秋家的家法则设例以言义,此实为汉晋诸儒治《春秋》学之一基本方法,于是公羊家、谷梁家、左传家各具其义例体系。本文试对三传家义例略作疏解,以求窥见汉晋诸儒《春秋》义例之学的大旨。     

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庄存与的《公羊》学

庄存与的《公羊》学虽然受到赵《春秋属辞》的影响 ,但主要限于治学体例 ,而在治学立场上 ,二者其实有根本的歧异。庄存与克服了赵以策书之体说《春秋》的倾向 ,并注重《春秋》例辞背后的立场。这点直接上承汉代《公羊》学。不过 ,庄氏《春秋》学在某些具体的事例解释上与汉代《公羊》学也有差异。庄氏的特点在于对《春秋》变辞的引申与发挥 ,并补充了汉代《公羊》学未曾论述的诸多方面 ,为后人理解《公羊》大义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试论《淮南子》中齐地的五行思想

《淮南子》中保存了大量的关于五行思想的资料,通过分析排比这些资料,我们能够勾勒出《淮南子》阴阳五行的大致框架,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内容。同时,在五行思想上,《淮南子》与《管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等书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论述《淮南子》中的五行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银雀山汉简看王念孙对《晏子春秋》的校勘

王念孙《读书杂志》对于古籍的校勘,历来受到学者们的推崇,但一些具体结论也多有争议。由于70年代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有一部分是《晏子春秋》,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看王念孙校勘的成就与局限。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人文医学的视角：裘法祖误诊误治思想初探——兼论医学伦理道德

本文结合裘法祖的相关论述,对裘法祖的误诊误治思想进行梳理勾连。认为裘法祖这一重要医学思想内涵是要勇于总结医学当中的误诊误治、老专家要“真心帮助青年人”,要学习国外经验,但也不能枉自菲薄,这一思想在当代医学医德教育当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晏子春秋》战国中后期成书说补证——从一组常用词的演变着眼

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它比语音、语法更能反映时代变化,通过考察《晏子春秋》中的＂酣、履、睡、布衣、诚信、夫子、枯槁、身体、声名、树木、学问＂等常用词所体现出的时代特征,足以为前人关于《晏子》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论断提供语言史上的有力支持。     

百般谏诤皆为民--晏婴在《晏子春秋》中的谏诤形象

晏婴以极忠尽谏闻名,而其劝谏的主要内容便是要齐君效法古之贤君爱民、重民,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本文以《晏子春秋》为据,描述晏婴的谏诤形象和高超的进谏艺术与技巧.     

略论邹衍对鲁学与齐学的融通

鲁国与齐国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统治政策的不同,造成了鲁学与齐学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阴阳家邹衍对鲁学与齐学进行了兼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其五德终始说,既对稷下的学术著作《黄帝四经》、《管子》有所借鉴,又对鲁学的主体儒学的仁义思想、经世致用理论有所吸收,进而使鲁学与齐学达到了初步的融通。     

王船山卦变说释义

本文分析明儒王船山的卦变说,主要参考了《周易内传发例》第十节论卦变的文本,以及《周易内传》相关的注文。首先,讨论船山卦变说的三个体例,说明船山确实讲卦变,不是义理式地泛论卦变。其次,讨论船山如何理解"变",理清船山为什么反对朱子变占图。再次,把船山卦变说与虞翻、朱子的卦变说做比较,寻求各家论卦变背后的思想背景,从而界定船山卦变的易理基础,以及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