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诚信如何可能——儒家诚说的意蕴

诚信缺失是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之一。信赖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充分挖掘和吸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中的诚信思想资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诚信的主体 ?这是传统儒家诚信理论的重心所在。而诚信主体的确立又主要表现在是否“诚意”之上。欲使主体的“意诚” ,就必须通过“存养”和“省察”工夫来使人性中的“诚性”呈现与挺立起来。因而从本质上说 ,儒家的诚信论是一种道德修养论。     

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清初理学转向与张履祥“敬义夹持”的道德修养工夫

作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学术侧重于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工夫,继承朱子“居敬穷理”而突出“敬”；继承孔子“博文约礼”而突出“礼”；又继承二程“敬义夹持”以强调“主敬”与“约礼”的内外结合.这两者又表现为“从主静到主敬”、“从穷理到约礼”两方面的工夫论转向,“主敬”则以天理为内在修养之依据,“约礼”则以礼义为日常处事之准绳,二者相辅相成,落实于人伦日用,从而凸显其理学的实践性.     

周敦颐的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路

周敦颐认为,人的性命有本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在本然层面,人人皆直承终极大宇宙根基根据之诚而来,拥有纯粹至善的性命本然;在实然层面,人因禀受气质的差异而具有了不同的人性。前者是人成就圣人的充足资源,后者的障蔽可以超越。成圣成贤不仅可能,而且应当。为此,人应尊道贵德,作无欲主静和思的德性涵养修为工夫。周敦颐以此推出了其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路,初步构设出了一个以性命心性论为根基的、贯通天人的思想系统,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厚重基石。     

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评二程溶天理论、修养论为一体的伦理学说

生活于北宋中期的二程充满社会危机感,但反对变法,主张用加强封建道德修养的办法来克服社会危机。他们以封建伦理为中心,把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融于一炉,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二程以混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比附的手法,把封建道德天理化,同时吸收张载区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二程的道德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消极影响。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

合一性是王阳明哲学思维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无论是在对于世界本质的总体把握上,还是在对认知与行动、不同修养工夫、人与天地万物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王阳明哲学都呈现出了合一性的思维特质。这既是心学思维的简约与高妙之展现,更反映了王阳明对人与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分裂性的深切忧患。由此观之,“心理合一”意味着从内在心体来理解世界的普遍一致性,以“心”统“殊”来弥合人心与外在世界的分裂;“知行合一”意味着从意念与行动的一体化来理解人类道德,以此连接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之间的脱节;“只是一个工夫”意味着只有将不同修养工夫统一到“良知之悟”,才可能避免形式繁多的修养工夫流入支离;“天地万物为一体”意味着从整体一元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应然状态,以此消除不同个体的孤立性存在状态。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对于在多样性、分化性的世界中寻找同一性、一致性的理论致思,具有积极的思想资源价值。     

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

在理本论上,朱熹借助于老子的“道”将先秦表征法则或规律的“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在宇宙生成论上,他的“理——气——物”,既与老子和《淮南子》的生成模式相似,又在动静观上援用了老子“归根日静”思想。在修养论上,他将“收敛身心”。“以静养动”、“惩忿窒欲”等作为“持敬”的涵养工夫,表现了对道家的“主静”说和道教的“守静去欲”说的认同。朱熹援用道家、道教思想的价值,不仅使他完成了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并且也揭示了儒学创新必须根植于文化思想的积累、震荡、融合及巧妙运用基础上,方可获得成功的发展规律。     

中庸的主敬修养论——以高攀龙思想为例

在道德修养工夫上,高攀龙重提程朱之学,以矫王学末流狂肆之弊。他的修养工夫尤重主敬,其主敬思想基本继承程朱之义,但也受惠于阳明学的激荡,既避免了程朱主敬过于拘迫,"似中而欠庸"的流弊,也扭转了阳明学者在敬畏天命处不足,"似庸而未中"的偏颇,可谓"中庸"的主敬说。     

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由于经验中包括记忆在内的体验活动具有指向性(指向时间中的外物)、属我性(归属于自我)等特征，理学家在讨论遗忘工夫时，从“忘我”和“忘物”两个向度展开。他们通过解构经验层的自我和将道德自觉提升到前反思的直觉状态两种方式，获得“遗忘”的直接性，又通过对道德习性的培养获得本体记忆的道德主宰性，从而巧妙地解决了道德意识直接性与清晰性(主宰性)的冲突。     

理学工夫论视域下的感应之道——以《系辞》“屈伸相感”一节的解读为中心

虽然各理学家对工夫的论说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纳入“内外交相养”的框架当中。这一理学工夫论的群体共法，经过朱子的整理、吸收和发扬，已形成一脉传统。《系辞》中“憧憧往来”至“德之盛也”一段，从自然感应之道说向为学交养之功，理学家据此将“内外交相养”的工夫论原理追溯至感应之道。在天道层面，感应发生于既有所分别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当中，其根据在于感应之理，而感应之理又可以使一感一应循环不断、生生不息。在人道层面，感应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既有高层次的“感而遂通”,也有低层次的“憧憧往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基础且首先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感应之道，继而落实到工夫论层面，为学的过程就是借助于遍在的感应之道开启“内外交相养”,以达至“感而遂通”的圣人境界。其中“交相养”和“互相发”含义不同，学者当于两边同时用力，将感通之效交付自然。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

一、道学、理学、心学 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著书立说,各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们宣扬所谓“圣人之道”,标榜所谓“圣人之学”,有时以道、学二字并举。后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道学”,亦称为“理学”。 程颐在所作《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先生名颢,……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     

《管子》的养生智慧

在古代中国,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典型的“圣人”具有导向作用,《管子》塑造圣人品格,当然也是为了给人们确立人生目标。故而,学习圣人也就包括学习养生在内。在《管子·白心》篇中有一个养生的重要命题,叫做“执仪服象,敬迎来者”,这不仅是就如何“成圣”说的,而且对于一般人的生活而言也具有养生的借鉴价值。根据圣人理想人格的修养标准,《管子》不仅将治国与养生结合起来,而且具体探究如何“理气”的问题。     

老庄善恶观试探

老庄所谓心、性是两个绝对不同的概念.其他事物从于性,而人从于心.人之善与恶在于心之用.圣人、至人代表着老庄所谓善,圣人、至人非由其本性成就,而由心之修养工夫成就,所以道德之根源在于心.人之违背本性与道,代表着老庄所谓恶,人违背本性与道亦由人之心所起,所以恶亦源于心.性源于道,性与道是相通的.心之用合于本性、合于道即为善,违背本性、违背道即为恶,所以性与道是老庄之善恶标准.心合于性与道,是老庄修养工夫之目标.     

性善与工夫——孟子言性善的角度与理论特色

孟子言人性善,从根本上说,并非是强调人所具有的一种抽象本质,而是就人的情感生活和人生境遇而揭示真实的情感规律,指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内涵,从而指点道德修养的进路和人间秩序的价值本原。故孟子言性善的同时,必然随即言道德修养的工夫:其一,从四端之心言性善;其二,从孝悌亲亲之情言性善,这两个角度可概括为"即情言性",由此孟子特别强调"求放心"、"扩充"本心的工夫。其三,由养气说以凸显仁义内在之理,由此提出"集义"、"养浩然之气"的工夫。其四,强调性命之辨,从命运境遇之动态的角度来凸显善性本具的道理,由此而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精神。孟子言性善必言工夫,体现了儒学一贯的"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     

成才先成人──由北大人的“修身工程”所想到的

成才先成人──由北大人的“修身工程”所想到的郝文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古话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修身、不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就不会成为有用之才。这说明道德的自我修养对一个人的成才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才,首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人才之所以...     

周敦颐的思想体系与“无极”“太极”之辨

本文先分别考察周敦颐的宇宙模式论、动静论、性论中的“无极”及其与“太极”的关系 ,最后从周敦颐思想体系的总体上考察周敦颐的“无极”及其与“太极”的关系 ,以期对“无极”“太极”之辨问题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答 :“无极”是贯穿周敦颐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高于“太极”的宇宙最高本体 ,关于周敦颐以“太极”为宇宙最高本体的看法不符合周敦颐思想的实际 ;在周敦颐那里 ,“太极”是物质性的混一之气 ,“无极”在“太极”即混一之气之上 ,因而已被净化 ,不再具有物质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