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明道视域下的董仲舒仁说探析

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常常被视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此命题的提出实由“越有三仁”的话题所引出，本为论说“仁人”之标准而言。故必须从董仲舒的仁说出发，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其“正谊明道”原初的思想旨趣。董仲舒从“爱人”的仁学基点出发建构起“天仁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指出“仁人”应该“不谋其利”、“不急其功”,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以仁厚远”、“爱及四夷”、“致无为”而取得“习俗大化”的“仁圣”功绩。     

《周易》卦辞“朋”、“孚”考

“朋”、“孚”是《周易》中决定吉、凶、悔、吝等的两个因素。“朋”是“凤”的重文，“凤”通“风”，伏羲以龙纪、龙身、龙名而“风”姓，“龙”是《周易·乾》中阳气的象征，“乾”的本义指太阳及其运动；“朋”字所在的卦爻皆为阳爻，其占断语都是吉的、有利的，反映了《周易》的“尚阳”观念；“得主”即“得朋”也即“得阳”，故“朋”指“阳”。“孚”的本义为鸟卵生子，反映的是殷商时期的鸟图腾崇拜和卵生信仰；“生”是天地之大德，人类要趋吉避凶，就要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故“孚”是人与天地相统一、和谐之德；释“孚”为“俘”与其造字本义和《周易》经义不合，释“孚”为“信”也难以涵盖其意义。     

赞“小”

“大”与“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中孕育“大”，“大”中包含“小”，不因其“大”而流于空泛，不因其“小”而陷于琐碎。这本是最易理解、把握之常理，但环顾四周，许多人是长于宏观思维，概括总结提升拔高能力甚强，凡事均能大处着眼，喜欢谈大原则、大思路、大问题、大理论，气势宏伟，高屋建瓴。而对平凡小事、世俗小节这类等而下之的琐碎具体问题，则往往兴趣不大，或不屑一顾。忽视“小”，其弊端可谓多多。领导者只讲战略，忽略战术，以战略代替战术，把战略思想当成了操作的方法，今日一个“工程”，明日一个“蓝图”，长…     

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深入开展揭批法轮功邪教的决议（2002年9月18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法轮功邪教盗我佛教“法轮”以为其名号，窃我佛祖诞辰以作李洪志“生日”，篡我佛教术语名相以充其邪说，诬我佛教而自称“最高佛法”，恶紫夺朱，欺骗、蒙蔽了无数的海内外民众，祸国、祸教、祸民，其罪业、其危害罄竹难书，一时世人因谈“法轮”而色变，佛子因言“佛法”而蒙羞。这真是佛教亘古未有的大耻辱，天地不容之大邪恶。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残害生命 罪大恶极

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以来，“法轮功”组织的邪教本质昭然若揭，其妄图与社会和法律抗衡、与国家和人民为敌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然而，投靠西方反华势力的李洪志贼心不死，一再散布“升天圆满”、“忍无可忍”、“制造流血”的妖言，蒙骗、煽动受其精神控制的“法轮功”顽固分子铤而走险，甚至不惜置“法轮功”痴迷者于死地，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玄理与玄风

谈到玄学的主题，可谓人各异辞，家各异说，且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欲分轩轻，实难之又难，若从现象层面，自可说是“自然与名教”的问题，或所谓“天人”的关系问题；若从精神、特质上言，当为“超越”的追求；从学术史上直论则应为“沟通儒道”“会通孔老”；亦有从意义上思考，而称“回归自然”、“安顿个己”。然“玄”之所谓“玄”，当发其“本”，究其“微”，于说理时涵盖面愈深、广愈近真，淮及于各层面皆无挂碍者愈贴近，寻其发展则有迹可循，检其效验却虽虚而实，经抽丝剥革，使“有”“无”一对概念呼之欲出。这又不得不稍理清…     

“尔迈力”与“立意”

“尔迈力”在我们许多人的概念里是“善行”的意思。其实，它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其真正的意思是“工作”、“行为”，如果在该词的后面加上一个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才具有“善行”的含义。“尔迈力”涵盖人一生的全部行为———无论其善恶。因而，我们不仅把洗大、小净、...     

浅析李白的诗歌与人生智慧

李白的诗歌是对其豪迈不拘之人生的真实写照，处处透露着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命的热爱。只有读懂李白的诗歌，才能真正了解其诗歌中的人生智慧。本文从李白的诗歌入手，着重分析了他在“疯”、“癫”、“狂”、“痴”中透露出的洒脱与飘逸以及在“愁”、“乐”、“苦”、“笑”中表现出的豪放与豁达，充分展现了其借诗歌所表达出的超脱豁达的人生态度与豪放洒脱的生命智慧。     

“疾虚妄”的政教逻辑：王充对万物变化的阐释与应对

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修政改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对方法；他对“变复之家”持双重态度，认可其“物类相感”之道而反对其“灾异谴告”之说。本文认为，王充提出了一套“阴阳变和”的天人感应说，注重消灾手段的伦理意涵，教导君主应秉持恻隐忧民、遵循礼义、亲近贤哲诸原则以应对灾异。     

凌廷堪的“复礼”思想及评价

凌廷堪撰《复礼》三篇，希望自己成为清代中期学术的“开其端”“矫其弊”之人。他在对古今学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复礼”思想体系。礼在凌氏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关键和灵魂。他认为礼是“五常”的“纲纪”,其“学礼复善”之说既强调先验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视后天的教化，是对孟、荀之说的折衷。针对李翱提出的“复性”论，凌廷堪别出心裁地提出“复礼”说，并主张通过“复礼”实现“复性”。     

《书》、《诗》中"哲"义小考

《尚书》和《诗经》中有“哲”观念，旧释或为“智慧”，或为“智慧之人”。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哲”在上述文献的不同篇章中分别表示神圣意志、帝王的聪明才智、社会人群的聪明才智。其内涵的扩大，可能意味着上述不同篇章文献完成于不同时代；其内涵的变迁，则反映了“哲”观念在西周早期、中晚期、春秋时期的变化。     

“空虚残败”——大千辉煌

一提及“空虚残败”的意境，世人就容易将其与“悲凉凄惨”划等号。这就如同“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一样，已成为人的思维定势。在经历了时间的洗涤后，成为一种深深根植于人心的固定意境。     

浅析《孙子》“诡道”与“仁道”的辩证统一思想

浅析《孙子》“诡道”与“仁道”的辩证统一思想孙世民历来《孙子兵法》的研究者，多着眼其“诡道”而忽视其“仁道”，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只讲“诡道”不讲“仁道”，即使讲“仁道”也是为“诡道”服务的，更有甚者将其“诡道”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和非议。这不符合《孙...     

“以田赋”及孔子的道德考量

过去有的学者把孔子反对季孙“以田赋”，视之为其站在奴隶主势力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的例证之一，实则不然。从“以田赋”的内容看，是把原本“有军旅之出则征之”，征时不过“收田一井，出■米、秉刍、缶米”，制度化为无军旅之出之岁也征之，并以田亩为征收标准的固定战争实物费。季孙坚决执行“以田赋”，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即连年的征战。孔子坚决反对“以田赋”，只从道德角度考量，而未从鲁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同其是否维护奴隶制毫无关系。     

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深入开展揭批法轮功邪教的决议

法轮功邪教盗我佛教“法轮”以为其名号，窃我佛祖诞辰以作李洪志“生日”，篡我佛教术语名相以充其邪说，诬我佛教而自称“最高佛法”，恶紫夺朱，欺骗、蒙蔽了无数的海内外民众，祸国、祸教、祸民，其罪业、其危害罄竹难书，一时世人因谈“法轮”而色变，佛子因言“佛法”而蒙羞。这真是佛教亘古未有的大耻辱，天地不容之大邪恶。众所周知，佛教义理博大精深，二千五百多年来，以其不朽的智慧、慈悲的精神、和平传教的方式，弘传于五洲四海，形成了巴利语、汉语、藏语三大语系佛教。她传入中国二千多年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的形制与功能

《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达摩”是什么?

“达摩”是梵文dharma的音义，在中国古代佛教典籍中，按照其意义一般则译之为“法”。这个词出自于词根“dhri”，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原初意思是“支持”、“支撑、”、“维持”、“事物固有的秩序”等。以后这个词不断发展，其意义也逐渐扩大。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时代，这个词出现在阿育王碑上，它的意思则完全与道德伦理观念联系起来。当时，阿育王还任命了一批主管和监督社会道德的官员。他们的官衔称为‘达摩——摩诃摩德罗’（Dharma-mahamadra），可译成‘道德部长’，但后来其意义转为‘施舍及宗教事务高级官员’。在…     

首都新闻媒体对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道

人民日报北京９月１８日讯正在这里举行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今天通过决议，号召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四众弟子积极行动起来，不断加强佛教界自身建设，树立正信，倡导正行，广泛开展弘法利生活动，同时深入揭露、批判“法轮功”邪教，用慈悲之心，感化冥顽，拯救迷者；以正义之举，除恶反邪，去伪匡正。决议指出，“法轮功”邪教盗我佛教“法轮”以为其名号，窃我佛祖诞辰以作李洪志“生日”，篡我佛教术语名相以充其邪说，诬我佛教而自称“最高佛法”，恶紫夺朱，欺骗、蒙蔽了无数的海内外民众，祸国、祸教、祸民，其罪业、其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