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王”和“四僧”艺术特色的成因及特点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画坛上,闪烁着两颗璀璨的行星,师古人的保守派"四王"和个性解放的革新派"四僧"."四王"和"四僧"的风格之所以大相径庭,正因为无论在艺术精神、哲学基础,还是在绘画理念和审美趣味方面皆大异其趣.     

正统派与个性派山水的共同文化本质——清初“四王”与“四僧”山水画浅议

文章通过对清初山水画坛上"四王"与"四僧"作品风格的分析研究,从他们的审美观念、笔墨程式、绘画技法等方面展开探讨和比较,探析正统派和个性派两者在不同创作思想指导下的相通之处,发掘其共同的文化本质。     

墨笔勾禅意 画趣通境界 “四僧画派”的艺术启示北大核心

明末清初,四僧画派名噪一时,他们突破了正统画派摹古画风的樊篱,以"大道至简"的精神寻求章法结构和意境的不落俗套,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于作品中抒发出来,体现了艺术创作和参禅修行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绘画史上,清初时期北方宫廷奉"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画格为正统,江南地区却出现一批富于个性的画家,他们与北方宫廷"四王"崇尚摹古的画风有很大出入,"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乃其中代表。     

“四论师”“四论宗”“四论学派”考辨

本文考证僧传所载南北朝四论研习者的行迹史料,并辨析"四论""四论师"四论宗"等术语的来源。本文认为"四论师""四论学派"是日本学术界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使用的概念,"四论宗"是学术意义上的虚设。学术界提出四论师、四论学派虽有合理性,但不论是"四论师"还是"四论学派",都不具有与成实、三论同样的师说意义。     

试论四王国内外对比

受到明朝末代画家董其昌等人的影响,清朝的绘画界以文人画为主。并且清代前期的山水画,受到了董其昌理论跟实践的影响。无论是在画面风格上还是构图上都很相似。在风格上,崇尚古人。在运用笔墨上非常有韵味。因此形成了以"清初六家"为首的清代画坛。他们引领整个清代画风。最为重要的是"四王"在当时的山水画地位很高。当时没有人能够与之相媲美。综述了四王生平及成就,四王山水画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四王山水画对后世的影响,四王与拉斐尔前派复古形式上的区别。     

渐江山水画构图研究

作为清初创新派代表"四僧"之首的渐江,与当时画坛正宗的"四王"不同,他在师古人的同时师造化,其山水画章法严谨、笔墨凝重、布局简洁具有典型特点,其萧瑟淡远的画风对整个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简要分析渐江山水画典型的构图特征,对于研究清初遗民画家、新安画派以及后世山水画具有深远影响。     

清四僧绘画言语所展现的独特情怀及其影响

"清四僧"是对清代四位著名画家的一个总称,"四僧"顾名思义就是指四位和尚,这是他们最显著的共同点。"清四僧"创建了一个绘画流派,其作品都有着非常强烈和浓重的个人情怀。他们借助绘画这个表现形式,表达他们对故国山河乡愁的眷恋、对家国身世变故的忧郁惆怅之情。他们在文人画上大胆变革和创新,画风冷峻孤傲,把理想与现实冲突之间的痛苦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独特的个性和作画风格深刻影响着后世画家。可以说他们把中国文人画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在清代绘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福州开元寺本性法师荣获“世佛联”第二届世界佛教杰出领袖奖

<正>本刊讯3月5日下午,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与泰国僧王办公室于曼谷北部大学礼堂联合举行第二届世界佛教杰出领袖奖颁奖典礼,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获颁"世佛联"第二届世界佛教杰出领袖奖。据介绍,3月5日下午,在柬埔寨狄旺僧王及泰国九大长老的见证下,泰国代僧王H.E.Somdejphrabuddhajarn上座,于颁奖台上向本性法师颁发"世界佛教杰出领袖奖"。获颁此奖的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     

普正法师出席第89次“世佛联”执委会会议

<正>本刊讯3月28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主任普正法师一行,应"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主席潘·瓦纳密提阁下的邀请,出席了在曼谷举行的第89次世佛联执委会。会议期间,我代表团还在博旺尼威寺参加了已故僧王的吊唁仪式,在曼谷大王宫参加了泰国已故国王普密蓬陛下的吊唁仪式,并拜会了泰国新任僧王颂德帕摩诃穆尼翁长老。     

明生副会长荣获斯里兰卡弘法杰出贡献奖

正本刊讯7月8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法师荣获斯里兰卡佛教罗曼那派颁发的弘法杰出贡献奖。斯里兰卡佛教罗曼那派和阿摩罗普罗派僧王、副僧王,暹罗派副僧王,以及斯里兰卡总统、总理、议长、政府相关官员,共同出席了颁奖典礼。颁奖典礼上,明生法师代表广州光孝寺向斯里兰卡总统赠送药师佛像,向议长赠送弥陀佛像,感谢他们在促进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交     

“援儒入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北宋"僧传"的体制、功能、风格皆不同于往昔。释赞宁的《宋高僧传》取法史传,革新僧传体制;释智圆《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思想阐释天台"中观"之义,开创释家自传的新体式;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淡化宣教功能,追求儒、释兼容的文化取向。"援儒入释"是北宋僧传文体自新的契机。面对儒学的日渐强势,北宋僧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儒家文化,改变僧传叙而不论的格局,丰富僧传的文体内涵。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是佛教著述领域的变革,也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2014崇圣国际论坛”在大理崇圣寺举行

正本刊讯11月1日,云南省佛教协会、大理崇圣寺联合主办的"2014崇圣国际论坛——佛教与亚洲人民的共同命运"在大理崇圣寺举行。来自柬埔寨、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泰国、缅甸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位僧王、佛教领袖,70余位国内佛教学者,云南三大语系僧团代表,国家宗教事务局及云南省、大理州相关部门领导,国内佛教主流媒体及崇圣寺四众弟子500余人出席这一佛教年度盛事。     

五台山上赠“五言”——与五台山佛教界人士座谈

五台山号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文殊菩萨"道场,闻名遐迩,举世瞩目。中央领导同志百忙之中还总是惦记着、关心着大家。常言讲"人杰地灵",要把五台山建设成为真正的佛教圣地,就得有一批杰出的僧人。惟贤老和尚(中国佛协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曾对我说:"有庙就要有僧,有好庙就要有好僧,如果光修庙不见僧,     

王阳明“四句教”解义及辩证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在他看来,"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不过是对"已发"之意识状态的描述,是不同条件下达致"好善恶恶"的不同进路。无善无恶指意念完全出于良知的动力,因而没有且不必刻意和执着;有善有恶指受私欲牵累而必须有所刻意、执着。分别以两者为核心的"四无"和"四有"的为学进路并无高下之分,差异主要在入手处不同。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有必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因为,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周易》研究中,而且也存在于孔子和其他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的表现,不仅有人把古人马克思主义化,而且还有人把古人资产阶级化。这些人的主观愿望可能不同,但其客观效果别无二致,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坚持“四抓” 加强道风建设

正道风是佛教徒内在信仰的外化,道风建设是佛教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佛教自身建设的根本,也是佛教能否永葆活力的关键。道风建设不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长期工作。道风建设是佛教事业的命脉,既与佛教的社会形象有关,又关系到佛教的积极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与佛教的健康发展紧密相连。加强道风建设,严格寺规,精细管理,注重学经守戒,重视僧才培养,意义重大。坚持"四抓",对道风建设不无裨益。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龚贤的身世、性格与绘画思想

龚贤是绘画史上独辟蹊径的一位山水画家。他的独特画风缘于他对大自然和绘画传统的独特体悟,缘于他自成体系的绘画思想。而龚贤绘画思想的形成,是与他的身世、性格紧密相关的。具体言之,龚贤的学画师承、人生际遇、孤傲个性共同造就了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和画风,使他成为清初画坛与"四王"、"四僧"并驾齐驱又特立独行的一位大家。     

佛陀年代问题的传说与历史——兼论“长系年”和“短系年”二说之得失

佛陀所处年代,在今之学界仍然是一个热点和疑难问题,虽然晚近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许多突破,尚远未定谳。我国古人对此早已有类似认识,北宋赞宁的《大宋僧史略》开篇便考及此题。通过考察现当代中外学界的有关研究可知,目前佛陀所在时代的考证,其间存在百年左右的争议,尚无彻底解决的办法。所谓"长系年"和"短系年"二说仍难分轩轾,虽然有学者介绍西方学界主张"短系年"说者较众,实则该说亦有缺陷,不宜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