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

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贯穿了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始终,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内圣"坎陷"外王";二、"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三、"仁心觉情"收敛"智相";四、"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从以上的发展线索来看,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具有一个逐步内在化、形上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这一阶段具有关键的意义.     

论庄子生死观的四种境界

生死观是庄子人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庄子的生死观可以分为四种境界,这四种境界分别是:第一种境界是"重生""全生","贵身""保身",这一境界体现了庄子对生命价值的觉醒,也体现了他对世俗观念的反思和批判;第二种境界是以死为"真"以生为"假",以死为"乐"以生为"累",这种境界的生死观与其说是对世俗生死观的反动,毋宁说是对人生艰辛历程的揭示和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庄子生死观的第三种境界是"死生为徒,死生无变"。在这种境界中,庄子既不重"生"贵"生",也不乐"死"厌"生",这是庄子从"齐物论"的立场对世俗生死观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庄子生死观的第四种境界是"不知死不知生",或者叫"不死不生"。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才是真正的"与道为一"的境界,也就是达到最高智慧的境界。     

《易传》道德哲学新探

《易传》通常被认为是释《易》之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哲学思想,但目前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教科书多不见对《易传》伦理道德思想的阐述,这与《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有鉴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上对《易传》的道德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系统的阐释:一、依据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架构,阐述《易传》阴阳相反相成而为"易"(即"变")、"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本体论,人道本于天道,故人要成就自己,就必须"继善成性",人之所以能够"继善成性"的依据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二、"继善成性"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修业进德"即内修其身与开物成务,其原则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具体方法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三、"修业进德"的境界是"圣人气象"即"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同其吉凶"的圣人境界。     

生命为何

如要属灵生命达到"八面玲珑,挥洒自如"的境界,首要条件是我们对"人生为何"这问题有一透彻而肯定的认知及信念.针对以上问题的考虑有三方面:1、人生价值;2、供养家室;3、生活方式.香港人普遍把这三个层面都与工作挂钩.我们的个人价值在乎我们的职业、职级及收入:医生、律师、政府高官、大机构企管人员是叫人尊重及渴慕的阶层;从事售货员、清洁工人、保安员、小贩等职业的人仅可养家糊口,完全谈不上被人尊重,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职业无分贵贱";只是一句大家都不敢推翻的空话.     

“小”是一种大境界

一晃儿,著名漫画家丁聪离开我们有两年多了。然而,在人们记忆里,丁聪还是那么幽默、快乐、淡泊。丁聪先生有一个很别致的笔名"小丁"。这个名字,丁聪先生用了70多年,就是在他成名之后,也没有想到改过。这与他的艺术思想,与他的境界,不无关系。作为漫画家,作为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小",才能把人民群众"看大";只有把自己"看轻",     

“离四句绝百非”与成玄英“重玄学”

佛教中有"四句百非"学说,也有"离四句绝百非"学说,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之境界。学界普遍以佛教"中观学说"为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之释读格式,太过笼统。实际上成《疏》释读庄子,有两个层次:在较低层次,其格式确为狭义的"中观学说"或"四句百非"学说;然在较高层次,其格式却是"离四句绝百非"学说。狭义的"中观"或"四句百非"对应"玄","离四句绝百非"对应"重玄"。成玄英"重玄学"之核心,是以"离四句绝百非"为格式"化庄"与"化道",是中华哲学批评史上"佛禅兴盛期"之早期代表。     

论范宽山水画中“三远”之境界

郭熙针对山水画构图所提出的"三远法"影响极大。"三远"即"高远"、"深远"和"平远",这其中的透视与表现不仅是构图上的要求,也是画家心性境界的体现。范宽为宋代北派山水画大家之一,在其留世的山水画作品中,无不浸透着由画家自身品性所引发的"三远"之境界。仔细品读范宽的山水,不仅可以对宋人提倡的"三远法"有一个具象而深入的了解,也可以从中读出"三远"之高深,即当其作为一种境界来理解时,是根源于画家的心胸与心性的。     

学以养德

正中国自古就有"以德立身,以诚信得天下"之说。所谓"源静则流清,本固则丰茂",唯有提高自我道德修养,培养合乎社会发展的优秀品格,砥砺顽强的意志,铸造积极健康的进取精神,才不枉担负国家社稷之重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把德才关系分成四类:一是德才兼备,为上等之人,称之为"圣人";二是德胜才者,谓之"君子";三是无德无才,称为"愚人";四是无德     

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及其历史影响

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作为理想人格范式,与之相对的否定性人格有贱丈夫、小丈夫、齐良人、纵横家等。大丈夫人格的造就须以修养"浩然之气"作为其内在的精神支撑。浩然正气要"直养而无害";要靠日积月累的长期坚持;还须经受长期而艰苦的磨练。大丈夫的最高境界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丈夫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取得了许多志士人的认同,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直激扬着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品格,只有懂得这种大丈夫人格及其底蕴,才能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真精神。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激活大丈夫精神,发挥其在引导现代人格塑造过程中的应有作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子“中和旧说”发微——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

朱子"中和旧说"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见解经历了五层发展:一是学延平静坐求中而不得;二是自悟性体心用,学南轩省察识仁;三是因南轩"二物"之评,更以"一念已具体用";四是定型"中和旧说";五是因工夫无下手处,遂整体怀疑反思"旧说"。此五层见解有三大问题:一是无关"中和"本旨,故造成本体、工夫皆误;二是在本体上混两种体用而不知,故不能明确界定未发之中;三是在工夫上缺失涵养一节,故不能抵达"未发之中"。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观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区别开来;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均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宗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宗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在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境界工夫的展开与心学流弊的漫衍——以罗汝芳思想建构为探讨范型

依托《中庸》,罗汝芳论工夫多自"圣人分上说",其境界工夫主张具体包含三方面内容:侧重"默识"性体;强调"轻省""直养";属意"当下"检证,"因时"推进。以境界工夫进路考察罗汝芳哲学构建,其理论重心不在对抽象性征的存有论探讨上,也不偏向于"下学上达"的工夫取径,而集中在境界论哲学的创造和发挥。由此推导得出,罗汝芳在本体论、宇宙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上由儒学立场的出离。这一出离的过程揭示了中晚明以降心学流弊渐趋漫衍的多面缘由和深远影响。     

刘一明论内丹修炼三原则

刘一明是清代有学有证的高道,也是内丹理论之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内丹修炼的三个原则,即在知行关系上"先穷性命之理,后了性命之功";在修行旨归及方向上"从后天入手,后天返先天";在修行内容及次第上"性命双修,先命后性".这三个原则是道教内丹学进一步体系化、成熟化的标志之一.     

人生求“刻”

正作家刘恒,素以蘸水笔写作,在文坛堪称独一无二。他说,用蘸水笔写作,在纸上总有一种"刻"的感觉,很舒服,文思也顺畅。金石可镂,刻,是刻度,是时刻;是记忆,是劲头……细琢磨,刻的意境很多。自然有"刻",四季轮回分秒不差;生活有"刻","点点滴滴在心头";行走有"刻",一步一个脚印;做事有"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诸多的刻,是一种境界,没有恪守之心,缺乏刻苦之力,轻飘飘,水过地皮湿,充其量留下些蛛丝马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老子》第四十二章之解读及方法论初探

《老子》第四十二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河上公为代表的宇宙论解释;二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语言论解释;三是当代牟宗三的境界论解释。本文立足《老子》,剖析三种解释之得失,并从方法论上初步说明厘清"问题意识"对回到经典原意的重要性。     

城市设计之真、善、美

真、善、美是人类生活所追求的境界,城市设计也不例外。城市的美包括自然美、生态美、技术美、艺术美、人文美、社会美。其中自然美、生态美、技术美是城市美的物质层面,是一切美的基础,是城市的"真";艺术美、人文美、社会美属于城市美的精神层面,是美的升华和归宿,是城市之"善"。城市的美是"真"和"善"的结合。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少不美的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民主、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同时也离不开城市管理、建设、设计者的努力。     

“回儒”会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刍议

"回儒"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实施、促进与沿线伊斯兰国家的"民心相通"和"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具有十分难得的借鉴作用。"回儒"们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思想之中,现实意义较强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儒学与儒家圣人的基本态度:敬重与褒扬;二是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的关系:相通、同源,互补共明;三是伊儒核心内容的会通:以"天道五功""人道五典"沟通"五常""五伦";四是处理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强调"忠主"与"忠君"不可分割。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